□叶雷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存在惊人相似。公元960年到1279年，宋代几乎遭遇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时至今日，宋代依然是中国很好的一面镜子。北京外国语大学何辉教授的历史经济代表作《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就是选取了宋代消费这一独特视角，通过考察影响消费的诸因素，考大国之变，制今明之鉴。

　翻看历史，确实证据诸多：宋代街巷制取代里坊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城市的基本格局；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应用与外传，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明上河图》的背后是一个富甲天下、空前繁盛、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一半多的富庶国家。

　然而，留在教科书中的宋朝，用历史学家钱穆的话说：“宋代……内部又终年闹贫，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就连引以为豪的经济，政府也是常常“入不敷出”、赤字连年，穷到连军粮都无法充分供应。

　如果说宋代遭遇了那个时代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代中国则面临着当代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不能停留在“经济转型停滞和失败”的层面，至少应该进一步追问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何辉的《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正是在做这个方面的探索。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宋代人吃什么、穿什么，平日里都有哪些娱乐、休闲，可以了解宋代不同时期的贡赋品种与数量，可以了解宋代主要城市普通雇工的收入和消费水准，可以了解秦桧的年收入，甚至可以知道宋代的“房地产泡沫”，要想在开封买一套普通住宅，一般收入群体不吃不喝得150年到400年，“农民工”则需要800多年的努力，可以知道宋代和如今一样“娶不起”，普通市民娶妻折算为现在的水平最低也得花费31185元人民币，官人吃饭一餐“即银近百两矣”……

　投资、消费与出口被称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宋代基本上还谈不上出口经济。消费是整个经济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2%，而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8%，是投资的4倍。何辉教授将“解密”的关键放在消费上，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经济因素是影响宋代消费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消费受到政治与军事因素影响非常明显；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严重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舆服制度制约着民间消费；宋代的消费观念与社会风尚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甚至左右；最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宗室、官僚和军兵，限制了真正的大众消费需求的产生；奢侈消费让大宋陷入财政危机；以土地兼并为“催化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的，不仅导致了异常脆弱的贫富二元社会结构，也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使得原有社会联系弱化、消解，个体以原子态存在，最终让宋朝成为一根一击即倒的朽木。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多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现在，出口增长已经碰到了“天花板”，投资之外的政府开支的增长空间也越来越有限，传统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增长恐怕只能是赶紧把民间投资、民间消费搞上来，让民间消费替代政府消费，民间投资替代政府投资。但是，民间消费如何增长？从哪里增长？已经讲了十几年，但经济对民间消费的依赖却不仅没升反而下降，而对出口、投资的依赖，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增加了。最近，“民间投资大幅下降”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点”。民间投资与民间消费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民间消费增长，民间投资才有热情，反过来，民资投资失速又会反映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并进一步影响消费水平。

　就如何辉教授在书中所言，“在当代中国，情况与宋代不太一样，却也有类似之处”。消费需求疲软的背后，一样是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分化二元化的问题，当代加速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催化剂”则是高度集中的资本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相结合的高度集中的生产力资源。正因为如此，为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善社保体系、依法治国、大力反腐、规范政府行为、国企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改革举措，至少从消费的层面，必要性和紧迫性都很强，我们也期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速。毕竟，面对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居安思危，照照历史之镜，至少是没有坏处的。

　书名：《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

　作者：何辉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