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我国A股市场的大幅波动给了国际媒体一个唱空借口。笔者不想从阴谋论的角度进行解读，然而单纯从经济学的讨论范式中，也可以说明当前国家干预经济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远远不够，需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和贯彻。

　欧美国家的经济干预源远流长

　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战略或政策以及建立一系列相关制度，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资源配置，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或重新塑造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大多数国家的常态（Maddison，1970）。

　一是国家对产业的政策选择是一个普遍现象。市场派认为，在干预市场、替代市场的过程中，分散的私人信息不能加总，统计和计算，政府部门难以避免强大利益集团的影响，对微观经济干预导致腐败问题丛生。但奥布里（Aubrey，1964）给出的大量证据表明，拿破仑时代欧洲大陆封锁政策，促使很多欧洲政府鼓励和推广企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英国技术。19世纪50年代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激烈国际竞争，各国都试图通过建立风险投资体系，促进创新和传播最新的知识。阿姆斯登在研究韩国工业化的决定因素后指出，东亚经济的起飞与政府对经济干预密不可分。因为“在缺少开创性技术的情况下，即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工资模式，往往也无法在市场上具有成本领先优势。长期竞争力问题迫使国家发挥了更积极的干预”。

　二是国家对贸易政策的干预更为频繁。市场派认为，干预贸易的行为其实是“以邻为壑”，最终得到一个帕累托恶化解。但博弈论也表明，以邻为壑是个体理性的一个最优选择。15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为了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早期西欧一些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力求用行政手段控制货币运动，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目的是在损害竞争国实力的情况下增强本国实力。上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鼓吹“美国人民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近代来，国家数量化的贸易干预政策主要体现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也鼓励国民在国内旅游，同时放宽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旅游签证限制。

　三是宏观经济调控已经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必备手段。西方经济学中，货币主义的货币中性理论、巴罗-李嘉图的财政等价理论均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多是中性的，极端情况还可能扭曲市场的运行。但实践中，货币大师弗里德曼也说“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西方经济学发展前沿的美国也有所谓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权(Greenspan put)”和“伯南克担保(Bernanke guarantee)”。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推出了规模史无前例的三轮QE计划。日本和欧盟则多轮大剂量推出QE、QQE等量化宽松政策。

　国家干预的几点经验

　国家干预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静态来讲，任何市场结果均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即供求因素、市场失灵因素和政府失灵因素。一般来讲，市场总是不完全的，参与人也不全是理性的，再加上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的市场分配资源、传递信息以及确定价格失效。这个时候，政府直接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可以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动态来讲，政府干预通过改善和拓展市场，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具有动态效率。以投资为例，有效的投资应该满足投资收益等于投资成本的黄金律，但国家在经济追赶期通过国家动员机制，压低消费强制储蓄，高于黄金律的投资水平是具有动态效率的。

　不要迷信所谓的权威。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IMF分别向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提供了11亿、172亿、400亿和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条件是财政金融紧缩，实行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整顿国内金融体系，以及让不良金融机构破产等。在五大受灾国中，马来西亚是唯一拒绝接受IMF援助的国家，摒弃IMF的经济紧缩政策，采取经济扩张政策，包括重新实行资本管制，固定林吉特汇率且使之一次性从2.86兑1美元贬值到3.8兑1美元，贬值幅度约为24.7%。实践表明，马来西亚在1999-2001年经济增长分别为5.4%、6%、6.1%，在受灾国家复苏过程中表现良好。对拉美国家而言，20世纪中“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最大的二十多年（1980-2000年左右）恰好是它们在经济增长表现最差的时期。

　出拳重，而非走走停停的“添油式”是干预有效的成功经验。此次危机期间，美国共推出3轮QE。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1.725万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占GDP之比为5.0%；2010年经济增长2.5%，比上年提高5.3个百分点，基本达到长期水平。后两轮购债规模与GDP之比分别为2.5%和4.7%，经济增速提高幅度都不超过1个百分点。作为反面的教训，日本银行在刺激时走走停停，是持续不能走出衰退泥潭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刺激经济，BoJ在1999年开始执行零利率政策，但在2000年略显复苏迹象时，过早在8月份宣布结束。2001年3月不得不再次启动零利率加QE政策，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储备由6万亿日元提高至2005年末35万亿日元。2005年日本经济增长2.4%，基本达到长期水平，CPI也显示走出通缩迹象，如CPI同比增长0.5%，核心CPI8年来首次连续3个月为正值，但是GDP平减指数仍然下跌1.1%。2006年，日本在经济尚未完全企稳之际退出刺激，经济增速掉头向下。2008年起，白川方明成为日本第30任央行行长，从2009年开始继续走走停停的刺激行为，刺激方案采用“添油式”，导致经济增速持续徘徊在0左右。

　干预达到效果的判断标准是经济增长和物价均达到预定目标水平。加拿大央行行长Mark Carney在研究超级去杠杆周期时发现，2011年七国集团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比1980年增加1倍，达到GDP的300%。全球平均而言，公共债务占全球GDP之比达到80%，几乎达到经济史上导致普遍主权违约水平（Reinhart&Rogoff，2011）。国家干预经济去杠杆过程措施有很多，如金融抑制或金融膨胀、强制重组破产、通胀和增长，以及国际转移等。从欧美日干预的措施看，基本采用金融膨胀（提供足量流动性以刺激虚拟经济，拉动经济增长）和国际转移（货币贬值以扩张出口需求），但效果不一。其中，美国成功的经验在于国家干预具有经济增长和物价的双目标导向。第三轮1.6万亿美元的QE导致2014年经济增长2.4%，核心CPI为1.7%，接近或达到长期水平。如果只是经济增速上去了，但物价仍处于通缩状况，则居民名义财富仍然得不到根本改善，相对于居民债务的硬性约束，资产负债表仍然呈恶化状况，导致消费、投资等引擎不能正常启动。日本前几轮QE效果不畅的原因在于没有完成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双目标。克鲁格曼批评白川方明“政策回响缺乏力度，也过于迟钝”、并断言“日本央行缺乏采取更大胆做法的意愿，将导致日本无法从通缩陷阱中脱身”。

　干预应该有一整套方案，关键是将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参考美国实施QE不同阶段做法，在启动QE等干预措施前，通常会宣布一整套操作方案，包括干预的目标、干预的措施、风险的熔断与隔离、将来的退出路径等，比如失业率不大于6.5%，核心通胀率不低于2%作为公众沟通的目标。干预的短期目标分别为稳定金融市场、信贷扩张和投资复苏、经济增长和物价上升三个环节。第一轮共1.725万亿美元的QE刺激，基本消化了金融市场的有毒资产，稳定了金融市场，但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不通畅。第二轮启动了扭曲操作，即卖出短期限国债，买入长期限的国债，从而延长所持国债资产的期限，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以刺激信贷和投资需求。第三轮刺激随着经济和物价接近目标值，美联储渐次减少债券购买量，逐渐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缓慢多步退出以减少对经济的冲击。

　有效引导储蓄转化为投资需积极干预

　依据传统，经济学将宏观经济领域分为稳定和增长两个部分。政策制定者在满足稳定化目标后极少考虑对增长的影响，但又试图通过侧重改善经济效率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事实上，短期稳定化政策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供给管理政策在一定程度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实践表明，如果一个经济今天的产出下降10%，则最可能在未来增速也将下降10%（Lutz，1999）。因此，提高当前的经济增速更可能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速。反之，即使经济学家认为从亚洲危机中复苏较好的韩国和马来西亚，增速也比它们危机前十几年的增速低大约10%。

　如果不进行积极干预，我国经济增速将很快均值回归到全球平均水平（2%）。Lant.Pritchett & Lawrence.H.Summers（2015）开宗明义就提出亚洲超高速经济增速将回落至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速将在几十年内降至2%左右的全球平均水平，下一个十年经济增速在3%-4%左右。1980-2011年间，增长率高于均值的国家，持续增长的回归系数平均为0.442，而低于均值的国家，持续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065。总体上，对未来10年增长率预测的R2仅在0.056到0.132之间变化。其次是1980年以来，全球28个超高速增长国家，增长期几乎均以增长减速告终，回归中值2.1%左右。设想一下，如果不出现大幅减速，则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比重大幅提高，从而将全球经济增速从当前的3%左右提高至20年后的4.5%左右，而这基本不可能发生。

　当前我国主要面临需求不足问题，是周期性问题的表象，是国家干预的必要前提。一是从供给端看，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仍处于较高水平。数据显示，1978-2012年，我国固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3%，经济活动人口年均增长2.0%，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3%（索诺残差）。以此推算，即使活动人口增速降为零（道格拉斯函数中劳动所得约占经济的三分之一），考虑我国简政放权等促进生产力提高因素，潜在经济增速也在8%左右。二是区域间的阶梯差异为我国产能承接和转移提高了现实基础。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第一的是天津，达到93110元，最后一位是贵州，为19566元，排名第一的天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最后一位贵州的4.76倍。2011年，中国东部省份的城镇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61%，比中部地区高14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18个百分点，城镇化率超过70%的城市基本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为我国产能承接和梯度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三是我国经济明显需求不足。目前市场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下中国经济下行是结构性的，主要因为人口红利减退，因此解决方法除了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等供给管理政策别无他法。事实上，我国经济下行最主要原因是周期性需求萎缩。与大衰退时期的日本、里根时代的美国相比较，三国均有明显的经济减速，但那时美国工人罢工频繁、企业生产能力低下，消费者因本国产品不可靠而转买日本产品，美联储试图刺激经济的积极货币政策最终导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是明显的供给端收缩导致的经济下行。当下我国名义利率保持低位，PPI同比增速近3年为负。7月份PPI同比负增长5.4%，比上月扩大，低于预期0.4个百分点，降幅明显扩大。7月出口同比下降8.3%，预期下降1.5%，6月为增长2.8%；贸易顺差430.3亿美元，预期为547.0亿美元，6月为465.4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正面临周期性下行影响。

　积极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储蓄转化为投资，抵消均值回归压力。有人可能担心大幅刺激需求，将加大我国杠杆率状况。事实上，除了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外，家庭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均处于合理水平，加杠杆空间仍然较大。2013年，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高达113.4%，但住户部门杠杆率为34.9%，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60%以上的水平，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30%的水平相当；2012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39.4%，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也明显低于日本238.0%和美国102.7%的水平。

　我国高储蓄率也需要更多转化为投资率，而不是形成收益率较低的外汇储备。2014年IMF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48.15%，比上年高0.1个百分点，比全球平均水平（25.48%）高22.67个百分点，高于投资率约2个百分点，并预测储蓄高于投资情绪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存在。而美国储蓄率仅为17.28%，低于投资率2.5个百分点。由于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差额就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考虑到我国经济体量，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只能形成较低收益的外汇储备，而不是形成高效率的投资。

　长期而言，积极的国家干预可能形成通货膨胀倾向，但在目前有通缩风险的背景下根本不值一提。国际实践中，几乎也没有证据表明，温和的通胀对增长有重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通胀较高的时期，实际增速有时表现不凡。如1965-1974年的阿根廷、1965-1980年的巴西和1986-1996年的智利。（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与单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