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表示，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没有”。对于药品定价，药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医院收取回扣是药品销售的中间环节之一，大多数药企并没有从药品差价中得利。

　韦飞燕表示，既然放开政府定价，药品降价可以通过市场的“量价”谈判机制实现。她建议，列入国家财政支付的医保药品、耗材，由国家层面指定机构与生产厂家做“量价”谈判，实行全国统购。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张福维说，虽然有些地方试点医改，但始终是碎片式的，治标不治本，难以走出“以药养医”的怪圈。目前国家对药品、医用耗材的定价是由企业报价、物价局审批形成的。价格与成本差距大，形成高回扣，同时也给贿赂医务人员留下空间。

　张福维建议，改革药品定价体系，由审计和药品监督等多部门参与，实施异地审计。合理地核算成本，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并逐渐减少或者取消中间环节，增加国家基本用药的数量。“实现药品、耗材价格下降50%，降价将获得巨大的费用空间，可用于支付医院开支和补贴诊疗费的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表示，药品价格在医改中最敏感、最复杂。药品出厂价包含约15%至20%的提成，是业内潜规则。药价虚高是在药品流通环节中层层提高的。最终，患者从医院拿到的药价更高了。

　有全国政协委员表示，破除“以药养医”是医改成功的关键，目前部分药品和耗材价格过高，建议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减少对高价专利药的使用，降低药价在总开支中的比例。同时，应改善药物的引进机制，设立与国外药企谈判的专门机构，形成新药研发和药物仿制的有效机制。希望相关部门对药品的需求状况开展调查，包括对新药、特殊人群的用药需求等，真正有效满足社会用药需求。此外，公开药品成本有利于降低药价，发改委等部门应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