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对于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你怎么看？

　温铁军：在用词上，现在的提法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其实是对于此前10年过度城市化的否定。从我的调查研究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还没有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可以归结为空间平移、集中贫困，由农村贫困人口变为城市贫民窟人口之后反而带来的结果是贫困标准的上升。大多数拉美国家或者非洲国家要求将贫困标准提升到2美元以上，而中国农村或者印度农村的很多地方贫困标准甚至在1美元以下，原因在于和自然资源结合得更密切一些。

　中国的城市化要靠城镇化来实现，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相结合。一是城镇对于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低，城镇化和中小企业的团地化发展最能节约成本。二是能够就近地从农村吸纳劳动力形成比较低成本的社会保障，就是说这个劳动力如果在城镇就业，一旦失业了，或者在城镇创业失败了，蹬自行车半小时就可以回家，没有后顾之忧。三是要有利于农民工的返乡创业。

　中国证券报：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投资应着力于县域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建设，有哪些政策建议？

　温铁军：是的。中国有三千多个县级单位和三万多个建制镇，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和配套不足，特别是在三要素长期净流出的传统农区。2005年中央就强调县域经济与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就是要继续用“看得见的手”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来加强约一万个县域中心城镇建设，同时赋予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向城镇集中，拉动非农就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以这种扩大内需的综合性举措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具有多样性内涵的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可以吸取改革初期的发展经验，创新城镇化与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应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主导增加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专项投资；同时通过税收、金融、技术、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那些能够与城镇化相结合的外出农民“返乡创业”和本地中小企业降低进入城镇门槛和本地化经营成本，保护中小企业在县内城镇的生存环境。

　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理念要和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在可借鉴的国际经验中，主流的是低碳经济和三产化农业相结合；欧洲中产阶级人群对农业的定制化需求，催生非主流的创新，比如“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运动”和“转型城镇”相结合。欧洲的转型城镇已经发展到3000多个，市民参与城镇公共绿地改造为有机菜园，把绿化树林改造成果园，鼓励市民在有机食品与自主手工产品交换的时候使用本地的非官方货币，尽可能缩短“食物足迹”和“生态足迹”，弱化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

　为此，我们要大力促进多功能现代农业与生态多样性的有机消费结合。一方面通过社会政策和文化创新，促进市民下乡参与社会化的小型综合农场建设；另一方面，应该同步发展城乡群众为主体的“参与式食品安全认证体系”。

　中国证券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温铁军：农业现代化应由二产化向三产化过渡。

　近20年来，中国农业在二产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要看到二产化大潮中形成的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中国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超过了城市，超过了工业。要想进一步提升农业附加值，必须要注意如何让现代化农业实现全产业链的发展，尤其要包括三产的发展，要有意识地减少农业造成的污染，这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责任。十八大确立了生态文明战略，而在农业的落实，就是要逐步恢复农业的生态特性，这应该是有利于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

　三产农业的提法，其实早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有涉及，当时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农业龙头企业要将以往实物形态的农产品交易尽可能形成价值形态的交易，也就是在农业三产化中尽可能占有高端，而最高端的就是创意和品牌。事实上，只有把二产化、车间化的农业改造成具有三产化开发条件的农业，才能改变二产化农业的双重外部性，即面源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