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国际经济司 高伟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及实施，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理论建设也很重要。对“一带一路”的理论分析应该是宽视角、多层面和全方位的，比如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等。笔者主要以GDP四部门为框架，对“一带一路”做些经济分析。

　用支出法核算，GDP包括居民消费（C）、企业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X-M）。不谈出口，仅对GDP做三部门分析。首先分析居民消费，政府多年来努力扩大居民消费，但效果不理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35%。提高消费率属于结构性改革，需要漫长的过程。

　再看企业投资。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现在制造业行业大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足70%，即便像光伏那样的新兴产业也都过剩。房地产的超级繁荣时期已经结束，虽然房地产很重要，但不能过分依赖。撇开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从短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部分。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土地财政问题复杂，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明显回落。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需要调动全社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可带动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一带一路”是很好的经济增长点，受益的不仅仅是中西部，带、路、廊、桥，产业园区，投资必定扩大就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拉动中西部乃至全国的消费和投资。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积极作用。为刺激经济，近年来货币政策采取“定向宽松”的招式和非对称降息，但效果不明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边际效用在下降，需要打好财政“组合拳”，增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的形式很丰富，比如购买物品和劳务，增加对道路、桥梁、口岸、码头等公共工程的投入，政府还可以购买规划。比如跨境道路的设计，要充分考虑道路沿线的地质地貌、周边的矿产资源的分布、储量和运输路径，还要考虑风俗民情和灾害发生情况等，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勘查，做很细致的规划。像这种规划，可以由政府购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财政的钱可以花得很聪明，比如采用PPP模式加强公私合营、财政贴息等手段，撬动更多的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在GDP三部门分析中，居民的消费率低，则储蓄率就相对较高。如果金融部门能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宏观经济也能顺畅运行。当经济形势比较好时，金融部门的媒介作用发挥得较好。而当经济形势比较弱时，银行惜贷，不愿承担过大风险。银行贷款利率较高造成整个社会融资成本较高，抑制了实体经济增长。依靠现有的金融体系为“一带一路”融资，前景不乐观。因为“一带一路”项目主要是对外投资，需考虑对方意愿，需要协商并征得周边国家的同意，需要做很多外交工作，不可预测、不可控的因素较多。

　“一带一路”项目大多带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虽然社会效用高，但经济效益偏低，投资周期长。商业性金融对“一带一路”项目到底有多少积极性，目前不得而知。即便商业性金融愿意投资，但高企的利率也不是“一带一路”项目可以承受的。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很有必要，这样做可以将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利用些许政府信用，以较低利率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到“一带一路”建设，以增量带存量，进而盘活整个金融盘子，让整个社会资金流动起来，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以上GDP三部门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引入外需做四部门分析。从外部看，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但很难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欧元区的问题比较严重，受老龄化和福利制度的拖累，经济几乎停滞。日元贬值严重。新兴市场分化严重。另外，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值得关注，2013年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经济调查。

　我国外部经济环境不佳，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在外需比较疲弱时，凯恩斯主义受到重视，各国都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这就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国家对接提供了历史机遇。“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的典范，它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许多沿线国家与我国有共同利益。“一带一路”覆盖的范围越广，有效促进资本、劳动力、资金和货物的流动，越能有效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拉动外需。

　在开放的背景下，“一带一路”融资既要考虑国内金融市场，还要考虑与所有的利益共同体一起去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离岸人民币、美元、欧元或者相关国家的货币都可以。笔者建议，应发行人民币计价“丝路债券”。“丝路债券”可以补充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本金，也可以根据“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需求发行；丝路债券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发行，也可以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还可通过设立SPV等方式，做好风险隔离，吸引国际金融机构、项目东道国金融机构参与。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建设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对内可调整投资方向和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加政府购买，以增量带动存量改革；对外扩大外需，突破市场约束，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降低我国经济运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