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恩师董辅礽先生逝世十周年。董辅礽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中国经济转换过程，研究他的经济学思想，无疑是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理论的最好途径之一。今天重读董老师的学术论文，应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理论分析上得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的一个重要结论，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研究基本沿着如何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展开经济学研究。从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到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从骆耕漠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的分析》到于光远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从董辅礽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到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植根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研究进行不懈追求，其研究领域涵盖所有制结构、两大部类平衡、企业生产与商品交换、财政信贷等众多问题，奠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框架。

　董辅礽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集中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实现综合平衡问题，他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平衡公式入手，找到积累与消费两者之间有计划按比例平衡的具体构成要素和比例对应关系，试图论证计划经济可计算、可安排、可控制的宏观经济模型，这被国际经济学术界称为“董氏再生产模型”。在此期间，董老师陆续发表了《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从社会产品生产和使用统一的角度探索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问题》、《关于不同扩大再生产途径下的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关系问题》、《产品的分配和使用与两大部类比例的关系》、《论社会再生产诸比例与积累和消费比例之间的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等多篇文章。上述论文把枯燥的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层层递进，逐一展开，充分展现了董老师高超的经济想象力和学术才能，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学术贡献。

　一是研究国民经济平衡，在方法论上把积累和消费的平衡，分为最低需要和追加需要两个层级，进而推导在满足两种需要的情况下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使研究宏观经济平衡的要素构成和比例关系得以具体化。在政策层面上论证了根据国民收入的量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国民收入的量越大，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可变幅度也越大；国民收入的量越大，在保证国民经济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最低需要的条件下，国民收入中可以用来满足国民经济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追加需要的数量也越大。结论是决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首先是国民收入生产，积极发展生产、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是正确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的物质前提。他还提出了必须根据国民收入的物质构成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观点，从物质形态进一步细化了积累和消费两大部类比例平衡的具体方法。

　二是运用还原法丰富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试图论证各种社会化大生产所共有的一些内部联系，以便根据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自觉地组织和安排社会主义再生产。董辅礽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主要舍象了十大因素：第一，假定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是不变的；第二，假定积累率是不变的；第三，没有考虑不变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周转率上的差别和特点；第四，没有考虑社会产品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假定它们是一致的；第五，把社会产品和社会生产简单按产品的使用价值划分为生产的消费和个人的消费，忽视了再生产环节有些产品既是生产资料又是消费资料的双重性；第六，假设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即整个社会生产都是资本主义的；第七，假定社会都是物资生产领域，而不存在非生产领域；第八，没有考虑国防对积累和消费增加的需求；第九，没有考虑对外贸易因素；第十，假定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只用于该部类。在还原这些舍象的因素后，董老师提出了具体化的再生产公式，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并制定部门间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平衡表。毫无疑问，董老师的这一学术成果是独特的、实用的和具体的，对于研究经济平衡和经济协调发展关系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

　三是依据具体化的再生产公式，详细分析了不同扩大再生产途径下的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关系，从动态平衡的角度论证了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应当如何确定各种比例关系问题。董老师运用具体化的再生产公式扩展研究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条件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引起的比例关系变化。他首先分析了实物量、资金有机构成，以及上年积累基金数量构成与下年提高劳动生产率匹配关系三个因素对再生产比例的影响。然后分析了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实物量比例，譬如积累基金中生产资料的积累和消费资料的积累之间的比例，两大部类之间的实物量的比例，用于积累的生产资料中为扩大生产资料生产和为扩大消费资料生产的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以及第一部类中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和为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等。最后分析了外延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问题。通过上述研究分析，董老师提出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必须自觉地安排上年、以至上上年社会再生产中以下几个重要比例：两大部类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积累基金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生产资料中用于扩大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和用于扩大第二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第一部类产品中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和为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第二部类产品中用于物质生产劳动者个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用作非生产领域消费的消费资料以及用作积累的消费资料之间的比例。

　四是系统分析了社会再生产诸比例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之间的关系。在《论社会再生产诸比例与积累和消费比例之间的关系》一文中，董老师将其具体化的再生产公式研究又升华到宏观经济比例关系的研究中。他指出，当我们把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需要作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出发点时，不能不考虑这一比例对社会主义再生产诸比例的影响；而当我们把对这一比例的安排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归结点时，不能不考虑社会主义再生产诸比例对它的影响。他论证了两大部类的比例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按同一方向变化的；生产资料用于积累和补偿的比例同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之间存在依存关系，当生产资料中用于积累的比重提高时，国民收入中积累所占的比重要提高，反之亦然；消费资料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决定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并推演了物质生产劳动者个人消费和非生产领域消费的消费资料变化对消费资料用于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影响；积累基金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决定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应该说，董老师对社会再生产各种比例关系的深入研究，实际上是揭示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二、八宝饭理论与资本市场

　自1978年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董辅礽先生的经济学研究从宏观经济所涉及的国民经济平衡问题，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必须回答的所有制结构问题，进一步对我国资本市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我和林义相进行学术交流时曾分析过董老师这种转变的原因。林义相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董老师单纯研究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不能具体回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际运行，必须进一步研究资本市场，才能找到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理，才能使八宝饭理论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政策。因此，董老师实际是从市场经济的最高层次入手，研究商品和货币问题，进而丰富其所有制理论。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八届人大期间董老师担任《期货法》起草小组组长，涉及商品期货、国债期货和其他金融衍生品问题，要想准确定位期货市场在我国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必须对资本市场运行进行研究。

　所有制改革理论是董老师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契合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发展，他在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集中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董老师是首先提出改革全民所有制这一单一所有制形式、实行多种所有制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有关董老师的所有制改革理论也称为八宝饭理论。我认为，董老师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分析是深入的、全面的、超前的。在这方面，他先后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再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让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兼容》、《股份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与股份制》等多篇文章来讨论所有制改革问题，其主要成果如下。

　一是深刻分析了全面所有制的弊端。这包括在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形式下，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使得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无法深入；国家所有制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瞎指挥、按长官意志办事，违反经济规律；国家所有制使得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认同是对国家行政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企业和企业的职工负责；国家所有制弱化了直接管理生产资料的权利，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因此，经济改革需要使国家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经济活动由各种经济组织去进行，各个管理经济的国家行政组织要改变为实行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应该具有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实行全面的独立的经济核算。他还提出集体所有制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应该改革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问题。

　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问题，扬弃“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固有模式”的看法。董老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一个是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着眼来研究，也就是研究在特定的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它们的结构以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发展和它们的结构变化；另一个是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原则的角度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突破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固有模式，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在农村，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发展以集资入股产生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为特点的新型企业所有制模式。这些都是全民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形式，不能简单凭所有制形式本身来判断某种所有制形式是高级的，某种所有制形式是低级的，在何种情况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采取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

　三是论证了股份制是改革国有企业最有效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他认为，股份制可以明确企业产权，可以使企业具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可以形成企业的硬的财产约束和预算约束，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企业实行股份制后，也有利于推动市场体系的完善，可以促进要素的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可以促进市场规则的建立，可以促进尽可能充分、公平的竞争，可以推动各种要素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正是董老师对国民经济平衡和所有制问题有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比较了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后，他很快敏锐地认识到了股份制的重要性，也是在我国最早就呼吁发展股份制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

　实行股份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建立股票市场，曾经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我国上海、深圳自发进行了公开发行股票和建立股票交易所的试点。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试点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得以保留和进一步扩大范围发展。但在21世纪初，当有著名经济学家提出我国股市还不如赌场的观点后，引起了经济学界关于股市的争论。董老师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资本市场发展，及时发表了《像对待婴儿那样爱护证券市场》的呼吁，提出了一些十分客观中肯的观点。他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真像婴儿在产妇经历了巨大的阵痛后才诞生一样，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冲破重重阻力和障碍中建立的，它的建立是我国改革的一项巨大成果。它也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很不成熟，甚至有从母体（计划经济）带来的胎记。但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在新中国建立后以及其后的发展中，日益显示出其巨大而又难以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就证券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证券市场规则、证券市场上的投机问题、“全民炒股”现象和高市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回答，使得学术界、思想界对于如何看待证券市场发展问题有了一种正确的认识，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董辅礽先生是一生孜孜不倦、鞠躬尽瘁为经济学研究奉献全部生命的学者，他的学术态度和守身为大的人格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静下心来重温董老师的学术文章，感到无比清新愉快，是从字里行间与董老师的继续请教和对话，这既是作为董老师学生的责任，也是作为董老师学生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