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由来已久。如今，回忆往昔，陈达彬或许也没有料到出现如此局面。

　当年，西藏药业内忧外患，陈达彬找到周明德——新凤凰城阵营核心人物——朋友有难，周遂出手相助。

　2007年6月18日，华西药业与新凤凰城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明德、斯钦、王晓增、邵马珍、陈丽晔等6名自然人签订西藏药业股份转让协议，华西药业以每股5.572元、总价1.948亿元向后者转让西藏药业3496万股股份。同时，西藏药业启动股改，协议双方约定：股改实施后且新凤凰城受让的股份过户后的1个月内，将启动西藏药业向新凤凰城定向增发收购资产。且当时新凤凰城注入的资产已经确定为两宗地产项目：巨山新村C区和中关村科技园温泉产业园。

　这笔买卖看上去似乎不错。于新凤凰城而言，抓住千载难逢的股改机遇进驻，进而掌控西藏药业，实现地产借壳上市，巨额的财富增值不言而喻；于华西药业而言，彼时其内外交困、囊中羞涩，新凤凰城的进驻更无疑是解燃眉之急。

　截至2004年末，公司对外拆借资金达1.1亿元，监管部门要求其在限期内解决上述问题。华西药业随后拉来益佰制药，以5元/股、总价2.5亿元向益佰制药及三名自然人转让5000万股，所得资金优先用于代偿上述1.1亿元欠款。孰料益佰制药方在已支付近2.25亿元后，华西药业对应转让的股份却迟迟没有划转给益佰制药。对方无奈之下将华西药业诉至法庭。当时的说法是，此次转让，虽然方案多次修改，但却迟迟未获当地国资部门放行，最后交易不得不作罢。在此背景下，陈达彬才找周明德出手相救。周明德确实出手相救了，西藏药业一批元老级员工对此深有感慨。

　然而，新凤凰城进入西藏药业后，当初计划好的资产注入迟迟未能成行，华西药业与新凤凰城协商数次未果。陈达彬给出的反对理由是：拟注入的标的资产部分手续不全，且双方对拟注入的部分资产范围理解有异。最终在华西药业阵营的反对下，新凤凰城的地产资产未能如期注入，后因金融危机及国家房地产调控，注入计划最终泡汤。当初的股改承诺最终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对价方式替补。

　虽然此后几年，两大阵营相安无事，但矛盾的种子就此播下。

　2014年5月8日，随着西藏药业新一届董事会成立，矛盾继续激化。据悉，石林担任董事长后，力推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此之前，陈达彬、周明德等几大股东达成了一些合作原则，希望西藏药业能在药物领域有所建树。然而，新一届董事会上任后，对西藏药业的战略和决策，与此前华西药业认定的方向越来越远。

　陈达彬开始警觉。前述知情人士称，在陈达彬看来，西藏药业有优质的药品储备，如果能够在管理上加以完善，在销售上能全面进步，应该说西藏药业具备一家优秀医药公司的潜力。陈达彬尤为看好西藏药业独家重磅新药新活素的市场前景，它也是支撑公司近几年走出亏损开始盈利的主要因素。

　“石林并未把西藏药业的药品发展当作工作重心，而是多次提到要发展保健品、饮料，这与华西药业倡导的经营理念完全背离。”上述人士说，据他了解，在提出发展保健品、饮料时，陈达彬也曾提出希望能够有一份详尽的可行性方案进行探讨，但石林并未拿出方案。中国证券报记者未能联系上石林求证。但据了解，西藏药业部分经营层确实曾去西藏阿里地区考察过水源。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则对陈达彬的上述说法表示不敢苟同，该人士透露，石林担任董事长后为员工涨薪以调动积极性，还委托猎头公司招贤纳士，想拓展其他业务也是考虑到公司单一业务比重过大，实则并无二心。

　“石总点子多，脑子活，视野也开阔。他曾私下表示，西藏药业偏居成都一隅，显得有些小气，应该把总部迁往北京，便于开拓市场。”上述知情人士称。石林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经营理念上的分歧，使得陈、石二人渐行渐远，一场公司控股权争斗也由此从背后走向前台，两大阵营相继出招，不惜利用游戏规则抢夺董事会席位，推行各自的公司经营理念。

　9月26日，西藏药业的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整个会议过程中，两大阵营再无往日见面时的寒暄，再无饭桌上的称兄道弟，当所有例行的程序走完后，双方签字，默默离开。此情此景，让一些在座的股东颇为感慨。

　“有些事没有对与错，在出现分歧时，双方应该保持克制，坐下来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股东大会间隙，陈达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由于监管部门有要求，他不便对两大阵营的交锋做更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