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5版:财经风云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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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8月28日 星期四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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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
冲破既得利益樊篱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专家们着重强调了财税、土地、户籍、混合所有制等领域改革的重要性。贾康表示,财政是国家政权“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财税问题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带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联动效应,与公共权力主体的改革息息相关,也和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息息相关。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财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一系列成绩,但仍面临未解矛盾的凸显和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他指出,财税体制改革至少有三方面的重点事项无可回避,必须紧紧抓住。一是加快“扁平化”框架中的省以下分税分级体制改革、构建地方税体系,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消解产生地方基层财政困难、巨量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的制度性原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加快资源税及相关配套改革,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制约,促进节能降耗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快我国直接税制建设步伐,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凸显和负面影响,优化再分配机制和房地产调控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共同富裕。

 与财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是投融资体制改革。贾康表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不够,目前的投融资渠道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土地财政”问题饱受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和批评,地方投融资平台则快速形成巨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三个方面都是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实践证明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公私合作的模式。我们不对当前使用的PPP模式及时规范、加强监督和有效控制,必然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更严重的债务危机。我国早在上世纪末就有通过PPP模式建设基础设施的项目,至目前已经在多个领域采用了该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突出,需要对其进行及时规范、加强监督和有效控制,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更严重的债务危机。

 华生也认为,土地财政正逐步走向末路。他在专著《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提出,中国式土地财政的真正问题是它与东亚模式中政府中立、财务平衡、土地增值收益优先用于移居者安居不同,土地收益成为政府可以随意支配的小金库。这种卖地牟利的财政必然扭曲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生物链上的利益依存关系。在为土地财政辩护的观点中并非没有合理的成分,但同样明显的是,无论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在过去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其消极作用已日益突出。城郊农民补偿不断加码,征地成本直线上升。支持土地财政者最看重的低价征地和土地增值归公现在已经越去越远。现有的土地财政模式事实上已无法照旧维持。

 华生指出,土地增值应主要回馈于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即以农民工及其家属为代表的外来移居人口,这需要进行土地、户籍、财税等制度的相应改革和调整。他建议,改变用地指标分配机制,实现土地与户籍联动改革,采用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市民化挂钩,使得城市化建立在以个人选择为导向的市场基础之上,人口有进有退,城镇有扩有缩,从根本上改变一讲城镇化,似乎就是每个城镇都要扩建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大干快上。

 “户籍制度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但绝不能像过去那样以稳妥之名行消极拖延之实。有些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外来打工人员已经多达几百万甚至更多,每年按自己设置的打分指标转几百上千农民工入户,即便不考虑今后每年的新增转移人口,也要几千上万年才能转完,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嘲讽。”华生说,“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只要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保障,最终户籍制度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要看到,没有户籍垄断为前提和依附,所有这些歧视性的福利保障就无法操作和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歧视是根,各种歧视性待遇只是长在根上的枝。”

 对于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表示,这需要国有独资企业、民营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非企业形态的企业内部职工四种资本力量的联动。一是应当瞄准现有国有企业,吸引民、外、内资本与国有资本融合,深化国企产权改革。二是立足于现有民营企业,让国、外、内资本与民营资本融合。三是立足于现有外资企业,让国、民、内资本与外商资本融合。四是立足于企业员工,实行员工持股。他特别指出,要真正打通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和特许经营领域的路径。

 当然,改革的推进并不会一帆风顺。贾康举例称,《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而相关机制中,税收是最重要手段之一。必须正视我国税制中直接税比重偏低的问题并充分利用税改中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的“可塑性”空间,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来加强“超额累进”调节机制,并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制,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还要积极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与赠与税问题。这方面情况复杂,既得利益阻力明显,改革任务艰巨,但属于贯彻邓小平“先富共富”战略思想不能回避的制度建设任务,也是促使我国房地产业等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下决心攻坚克难、渐进求成。

 “当前的改革需要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很难说先推进谁后推进谁,都要一起推。”华生说,“改革面临的困难并不亚于30年前,虽然大家都说要改革,但一说改什么、怎么改,意见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推进起来不会那么容易。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中,城市越大对于外来人口进入限制越多,怎样与市场的自由迁徙协调,就是一个大的矛盾。”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华生与周其仁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城郊土地增值不应当归土地所有者,而周其仁则有着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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