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改芳

　“国内的各家银行，只有规模大小的差异，并无经营模式的根本不同。”某上市银行董秘十年前这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规模越大，靠规模取得的净利息收入就越多，银行就越赚钱。”当时，该人士自嘲，在中国做银行恐怕是最没技术含量的工作。

　十年后，这句话仍然适用。

　从已经披露的银行年报看，无论是从同比还是从半年环比看，驱动银行业绩增长的首要因素仍是规模的增长。而息差因素则因存贷款的重定价对净利润增长形成拖累，但去年下半年以来，净息差环比改善明显。兴业证券的研究报告认为，预计未来两年大型银行的规模增速有可能进一步下滑，而净息差收窄压力加大，净利息收入增长难见乐观。

　银行不断吸收存款，增加负债规模；同时增加信贷投放。贷款投放时是皆大欢喜，风险要暴露至少要几年后。而贷款规模的扩大会“做大”分母，掩盖已经发生风险的贷款，实现不良贷款率表面上的下降。

　当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速下降，问题和隐忧会暴露的越来越多。

　首当其冲的就是资产质量。没有接续的资金，一些本来就不赚钱，而是靠腾挪资金运转的行业就会暴露问题，例如钢材贸易行业。

　当银行界人士把不良贷款的产生归因于“经济下行”时，大概忘记了当初银行是怎样把贷款大笔大笔地放到钢贸这一行业的。相关负责人与钢贸商串通，审贷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钢贸商私刻公章、虚开增值税发票、挪用贷款……“我今天不做钢贸，完不成指标，今天就得死。要是做了，现在就能升职加薪，几年后可能才死。你说我做不做？”某银行高管曾对记者这样说。而且，当初放贷款的银行管理层可能并不需要为日后的银行坏账承担责任。这样无人负责的制度安排，正是银行坏账大规模产生的人为因素。

　穆迪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近期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在其网站公布了政府相关债务的规模，这是地方首次披露其债务规模。结果显示，部分地方政府债务沉重，部分地方债务属于中等水平。债务最高者的债务达到其收入的156%，最低者为69%。

　除了未偿还债务金额外，在衡量信用风险时，债务的结构(包括短期债务水平)对于衡量信用风险水平更为重要。同样地，各地短期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异。根据穆迪的估计，短期债务最高者将有34%的债务于今年到期，最低者则只有14%债务在今年到期。由此可见，各地再融资风险存在极大的差距。

　鉴于监管部门严格限制银行向地方融资平台(简称“平台公司”)的放款，各地已经建立新发债平台和使用新融资结构，例如信托产品和建设/转移交易。这些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其运营的透明度，隐含更大的信用风险。可见，地方融资平台是对银行资产质量威胁更大的、更不具透明度的资产。

　其次，银行将迎来净利润增速个位数的时代。从公布的2013年报来看，五大行的净利增速的确有所下降，除了交行降至个位数增长以外，其余的四家银行仍然保持10%以上的净利增幅，五大行的平均净利增速为10.98%。

　导致五大行净利增速下降的一大因素就是净利差和净息差缩窄。工、建、农、交的净利差以及净息差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窄。而大型银行的收入结构以净利息收入为主。

　德勤最新研报认为，在互联网金融竞争加剧、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监管强化及资本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主要依赖于利差收入的国内银行在2013年的业绩已略显疲态，银行净利润及净息差增速已开始回落，银行业的利润增速或将步入个位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