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北京市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梁昊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的需要。

　京津冀经济合作空间大

　中国证券报：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各地应如何定位？

　梁昊光：京津冀区域经济联系松散。从地区内部看，主要在于各地区间缺乏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产业合作。北京和天津作为该地区两个特大型中心城市，在争做区域经济发展“龙头老大”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主导产业趋同现象。二者已经形成了包括传统基础工业、高技术产业和都市型工业在内的自成体系的工业体系。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虽然已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但新兴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地方财政和就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性还比较强，因而与该地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差异性还没有完全形成。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同北京以外的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总量上，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也比较突出，难以形成层次分明的产业聚集。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了资源难以在该地区范围内的合理流动，限制了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不合理。区域内合作以物资协作和浅层次的垂直分工居多，深层次的产业合作甚少，导致三地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明显降低。

　基于对比较优势认识的缺乏。京津冀各城市的发展均面临结构升级缓慢的陷阱，结构瓶颈问题亟待解决。

　当前，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仅限于京冀合作、津冀合作，京津合作进展较为缓慢。作为区域客观存在的两大核心城市，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关系确实较难协调。

　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各地区要素禀赋互补性和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现实。在加快改革推进市场化的基础之上，理想的首都经济圈区域建设重在创建“繁荣看京津，实力看河北”的区域联动型产业结构。用2012年数据进行计算，京冀工业内部相似系数为0.53，而同期上海与苏州内部相似系数为0.81，上海与浙江内部相似系数为0.7。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京冀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比较小，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

　京津冀内京津的产业，能否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化进一步把产业集群化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圈，还有较大难度。对于北京来说，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产业合作和技术输出为突破口，加强在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行业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通过专业化分工而将产业链向外延伸到包括河北在内的其他地区。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键

　中国证券报：京津冀公共服务二元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梁昊光：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基本平等和稳定的基础，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矛盾“缓冲器”作用。京津冀地区经济是我国服务业最发达地区，但是京津冀公共服务的二元结构问题特别突出，因此应解决公众普遍关注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直接关系“民生”的公共服务不足问题。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为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稳固的经济基础。2013年，京津冀GDP首次突破6万亿元，达6.2万亿元，占全国10.9%，天津市人均GDP全国第一；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全国第一；北京科研支出是河北4倍。

　京、津分配率出现较大的反差。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首要指标是分配率，即劳动者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近年来，北京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一路攀升，2013年达到55.16%，天津市的分配率水平低于北京13.42个百分点，河北则低于北京27.3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天津市的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与同为直辖市的北京相比出现较大反差。

　基本公共服务对新阶段社会再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公共服务是收入分配中最基本的公平对象，其在群体间和个体间发挥着同一“起跑线”或“踏板”的重要作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直接相联系。河北省、甚至是天津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使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受到很大影响。

　在京津冀区域内协同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的调整，更好地发挥其公益性质，促进区域协同的步伐，区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