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

　以开放促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新战略。近期，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11轮谈判结束。在本轮谈判中，中美双方正式开始了文本谈判，而这也意味着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中美双边投资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这对中美两国甚至全球都具有深远意义。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到2011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共计3164项，其中2833项为双边投资协定，占全部投资协定的89.5%。中国自1982年与瑞典签订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开始，至2013年6月，已经签订了128个双边投资协定。其中，中国和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投资谈判都在推进。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投资中的质量和水平均呈现大幅度提高。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中美之间的投资模式从美国向中国投资为主的单向投资流动为主，向双向投资并重转变。中美投资合作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中美双方都置于推动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机遇应大于挑战。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和市场潜力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影响两个国家、两个市场，也关系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具有全球性影响。

　目前，中国企业已在全美50个州中至少35个州进行投资。其中，得克萨斯州吸引的中国投资居全美之首，其后依次为纽约、弗吉尼亚、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密歇根、特拉华、新泽西和密西西比等州。

　然而，就规模而言，中美两国相互投资规模悬殊，与中美两国总体经济关系和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国家，目前排名跃居世界第5位。近些年，中国正在由吸引外资大国转变为对外投资大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其中，对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的投资均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分别为66.4%、47.8%、52%和32.9%。而反观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已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对亚太地区制造业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比较优势决定双边投资的基本格局。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企业由于具有技术创新、先进的企业管理和营销与品牌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居世界首位。从中国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数企业在某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

　可以说，巨大的共同利益预期让中美在投资领域相互接近，同样巨大的利益分歧也让双方在此领域表现得相当谨慎，甚至助长了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壁垒的存在。国家安全、技术领先、公平竞争、就业机会和本土企业利益是美国主要利益考虑，因此，中国对美投资的障碍主要体现在进入美国的市场准入限制。

　中美双边投资框架面临许多挑战。在前几轮谈判中美双方在14个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准入，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问题；二是公平竞争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国有企业以及竞争中立问题；三是权益保障，主要涉及金融服务、税收以及补偿标准等问题。

　就本质而言，全球新一轮投资协定其实是规则之争，包括2012年美国新推出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以及近期发达国家已经建立或推动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以及中国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的东盟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亚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由贸易投资协定均显示出各自不同的规则和特点。

　发达国家推动建立的自由贸易投资规则，往往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不仅要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而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国际投资规则，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更注重降低投资壁垒和税收等基本投资权益，很少涉及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标准和规则。

　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的范本是美国正在推进的TPP谈判的基石，中国选择启动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中美BIT谈判。中国必须充分认知与美方谈判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要想从双边投资协定中获取潜在利益，将取决于中国在整个游戏规则制订过程中的地位。

　美国投资协定新范本确立了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投资规则。在投资准入、权益保障、环境、劳工、业绩要求、透明度、争端解决等条款方面，较之我国对外商签投资协定的惯常做法均有更高要求。由于当前国际投资体系尚没有形成像多边贸易体系那样的完整的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因此对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而言，双方其实就是在利益范围之内的“对等妥协”。在文本谈判中，中美双方可以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将双边投资谈判与投资自由化谈判适当分离，逐步放开清单限制，通过推动企业、商会等民间层面的投资协定，淡化中美之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