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

　本周公布的美国11月宏观经济数据基本都超出市场预期，包括就业数据、新屋销售、耐用品订单在内的诸多数据靓丽，继续推高美国股市上涨，让国内很多预言“QE退出效应”的伪经济学家又一次失灵。

　从经济学理论分析，美国退出QE虽然减少了央行的边际“货币创造效应”，但是实体经济复苏带来的美国经济体货币乘数增加，不仅抵消了QE退出，而且还在继续利好股市的资金面。当然，货币政策转向之时，往往是央行确认经济向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加还有空间，股票价格也会反应积极。

　因此，我判断美国经济已经正常化甚至有些过热，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采取审慎态度，主要原因并不是担心美国本土经济的复苏，而是对全球范围内经济正常化的考虑。

　除了2013年中期对新兴经济体的“压力测试”，美联储最主要的担忧，来自欧元区通货紧缩风险。在上个月的本专栏，我曾经撰文“全球抗通缩”，将欧日经济的通货紧缩风险进行了解析，随后一个月感觉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深究其背后的逻辑链条。

　诚然，欧元区在处理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并没有通过大规模货币扩张，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也督促南欧国家更加积极地对本国财政制度进行规范，贸易赤字减少、财政赤字接近GDP的3%水平。但是，南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不足，特别是持续低迷的企业投资急需得到扭转。

　经济危机前，西班牙的企业贷款年增速持续攀升，甚至达到了年增长40%的水平，即便是去除了房地产泡沫因素，也反映了企业投资欲望的旺盛，对欧元区生产力提高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欧债危机后，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西班牙进出口贸易数据企稳、财政赤字得到控制，唯独企业投资难以拉动，贷款增速连续四年为负，而且持续走低，预计今年要同比减少15%。

　要知道，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能力，主要还是依靠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如果说，欧元区针对欧债危机的第一轮改革，是解决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问题，解决欧元区内各个国家财政政策去向问题；那么，第二轮欧元区的深化改革，就应该着力解决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换言之，第一轮改革是给政府财政支出“节流”，而第二轮就是为政府税收“开源”。

　其实，对于同样面临深化改革的中国经济，类似南欧的企业投资不足问题也很尖锐。我在最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私有企业主，放弃实业投资转向房地产和金融；即便是继续在实业领域，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欲望也前所未有的低，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将面临效率低下、产业空心化的悲剧，又何谈可持续发展呢？

　要解决企业生存环境问题，在现代经济史上，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所采取的新政，都是值得借鉴的思路。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服务立体化，政府手里的工具更多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内涵也更加值得期待。

　回到欧元区，其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率提升，应该是企业投资恢复的基础。因此，欧洲央行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IMF继续施压欧洲政府保持主权信用评级、通过坏账银行化解房地产企业债务，将是维护欧元区主要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的必然之选。

　在深化改革阶段，欧洲银行业的私有化和国际化程度加深，将是一个略带奢望的预期，毕竟欧洲一体化的资本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但是，强化欧元区层面的开发性金融组织，对小微企业进行金融补助，通过更大规模、更大覆盖的市场化运作基金进行发放，将是短期内可行的解决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