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旼旼

　本周末开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在全球范围引发前所未有的中国改革大讨论。不少西方观察家将本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和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英国《经济学人》在2日出版的封面文章里说：“对世界来说，三中全会所取得的成绩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崛起。”

　不过，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认为，从经济形势和历史背景来看，本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更像：经济增速周期性放缓，投资增速远远快于消费、国企问题严重、金融痼疾未除……

　对1978年的三中全会来说，打破思想桎梏是难点；而对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来说，意识形态束缚和发展方向迷惘早已不是问题，如何技术性突破改革瓶颈才是关键所在。

　但本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不同的是，如今无论国内还是海外，经济学家和分析观察人士对改革突破点和技术性解决方案的看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只不过在执行的速度和力度上有所分歧。从会前被海内外媒体热炒的“383方案”就可看出，下一步应该怎么改，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已有清晰明确的道路可走。

　可以说，对本届三中全会来说，这是极其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预期相当之高。无论是国内舆论还是海外舆论，都惊人一致地支持改革，这种情况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横向和其他国家相比，都是很罕见的。

　近期在和一位美国朋友交流时，他问我，中国政府是如何做到令全民舆论都一致支持改革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要达成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必然会遭遇巨大的意见分歧。但其实，中国这种支持改革的全民舆论并非政府引导的结果，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已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了。

　在综合近期海内外分析预判的基础上，笔者整理出本届三中全会改革期望值最高的四大领域：金融、财税、土地、国企。

　金融改革被普遍认为推进概率最大，其中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降低民营及外资准入门槛等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会前，本报记者在华盛顿广泛拜访智库，包括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布鲁金斯资深研究员李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陆瑞安（Ryan Rutkowski）等美国知名中国通都不约而同地大谈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提高居民资本收益实现经济从投资向消费转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升级等战略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已经实施近20个年头的分税制改革也是焦点议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特·侯赛因甚至说，地方政府支出和税入的不匹配是“很多中国问题、尤其是基层问题的根源”。

　对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各方普遍建议事权上收，财权下放。事权上收关键是将养老等社会福利项目上升到中央层面来管理；财权下放的关键在于将部分优质税源下放地方，改变激励方式，引导地方政府降低对投资和房地产的热度。

　关于土地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用了一期封面报道来分析。推动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确权，并进一步放开交易被多方认为是推动城镇化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该建议和“383方案”建议的改革方向如出一辙。关于国企问题，打破垄断和确保国企利润为全民所享是海内外共同的关注点。

　但综合分析海外舆情，可以发现虽然各方对出台改革纲领的期望值都很高，但对后续改革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却颇多怀疑。在日前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组织的一次三中全会讨论会上，这种期望与怀疑并存的心态很普遍。这种矛盾心态的背后，恰恰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难点：落实！

　将过高的改革期望集中到本届三中全会是不理智的，毕竟一次会议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相信三中全会将会开启新一轮改革的大幕，而破解改革执行力问题将是这一轮改革的核心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