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尼博莱特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想法提出20年后，美国和欧盟上周终于同意开始谈判。这一关系的建立——应该会在2015年初开始——不啻为“没有赤字的刺激”，至少能带来美国和欧盟GDP年增长率上升0.5个百分点，也能提高大西洋两岸的就业水平。

　美欧双方都旨在取消双边贸易中仍然存在的关税，但最为渴望的还是削弱最厚实的非关税壁垒——主要是相互抵触的技术和卫生标准及监管，这些壁垒阻碍了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加紧监管合作可能还有助于美国和欧盟应对所为不公平国内外竞争的挑战。

　TTIP如何才能不辜负人们的期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高规格就业和增长工作组（Hig其职责是指出哪些政策和措施应该包括在谈判中）给出的建议颇为保守。

　事实上，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工作组最终报告指出，协定“应该随时间的推移而修改”，“逐渐地向更统一的跨大西洋市场”前进。具体而言，工作组建议在监管问题和非关税壁垒方面成立“一个不断改善对话和合作的机制”，并建立“能够识别未来监管合作机会的框架”。

　如此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双方在监管方式的主要原则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甚至颇多矛盾之处。比如，欧盟长期以来一直秉承“预防原则”，阻止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即使科学证据尚不足以彻底否定这一产品。这一原则便是欧洲拒绝进口美国转基因食品的基础，而在美国，转基因食品被大量消费。但美国国会的不少资深议员施压称，成功的协定必须包括欧盟市场向所有美国农产品开放。

　另一个潜在争论点——关于个人隐私概念的冲突——可能导致双方无法完成开放数字市场这一共同目标。最近几周以来，包括谷歌和脸谱在内的美国大型技术公司被控大肆游说欧洲议会推迟强化欧盟隐私规则的计划。

　第三大挑战在于欧洲对金融市场的深刻疑虑。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开启TTIP谈判的第二天，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欧元区金融交易税蓝图，这将为美国银行在欧盟市场上的经营活动造成新的成本。

　此外，双方谈判者还必须克服不少重大结构性障碍。欧盟委员会苦苦挣扎着试图确保能够从27个成员国手里获得明确的谈判授权。与此同时，美国也面临着自身的内部协调问题。

　1992年，欧洲各国成功建立了单一市场，这不仅是因为调和了所有国家的标准和监管，也是因为彼此之间互相承认。如果一种产品被获准在一个欧盟成员国销售，那么它就被认为是安全的，可以在其他成员国销售。类似的“互相承认”政策可以称为美国—欧盟贸易谈判的关键要素，但必须有待双方克服存在于监管和制度中的偏见。

　欧盟之所以能够克服国家偏见建立单一市场，是因为将多数表决规则程序制度化了，个体成员国可以在具体监管规则上因多数票而失败，但这一方法无法复制用来打破不可避免的跨大西洋监管谈判僵局。

　障碍如此巨大，高规格工作组在促进TTIP谈判方面畏手畏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一伙伴关系的价值。尽管跨大西洋关税平均水平只有3%-5%（某些敏感商品会更高一些），但取消关税仍能起到重大作用。因为美欧双边贸易总额高达每年6500亿美元，简化通关程序、开放公共采购市场可以带来更多好处。

　将于2015年签署的TTIP，也许不会像许多观察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全面的革命性协定，但仍将是通往更加统一的跨大西洋市场的关键一步。

　（罗宾·尼博莱特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董事。本文来自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