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假设其实都是不成立的：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报酬递减、货币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假设只存在于传统经济的传统产业领域，而在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起飞经济而言，新技术、新产业、新需求、新资产结构都会阻止居民消费倾向递减，提高边际报酬，改变货币流动性偏好，推动经济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断进化，因此用凯恩斯主义“三大定律”来长期看空中国是不正确的。

　用投资、出口、消费的总需求的分析框架看空中国同样是错误的，从本质意义上讲，需求仅仅是价值实现的条件，供给——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飞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革的结果。最典型的案例是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农村总人口、技术水平、耕地面积、资本等其他要素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仅承包制的改革就带来粮食产量提高。

　制度本身就是财富的源泉，制度变革也是生产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不健全，中国的制度还孕育着巨大的改革空间，垄断的、管制的、国有的低效率部门一旦涌进自由市场经济的空气，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改革一样，一定能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另一个能够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人口要素。根据中国当前农村人均产出和城市人均产出比较可以发现，每一个劳动者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其对GDP的贡献增加5倍以上。那么，城市化率刚刚50%的中国，还将有数亿人口进入城市，高增长时代还难言结束。

　再比如资本，中国无论外汇储备还是国内居民和企业储蓄，都让那些发达国家羡慕。可是我们的这些丰富资本都充分“就业”了吗？为什么作为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我国的企业和资本市场却资金紧张？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高利贷泛滥成灾？中国的金融系统到底是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还是挖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要素的解放，将带来多么巨大的增长潜力？

　当然还有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无论是全球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还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都还有巨大的空间，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土地和资源方面，中国不仅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解决资源投入的问题，而且更面临着软财富时代的巨大机遇。农业生态财富的创造受制于耕地资源限制，工业硬财富的创造也面临着地球资源的约束，而以信息产品、知识产品、金融产品为载体的软财富创造却不受任何资源约束，只依赖于人的思维创造。类似于微软、苹果、Facebook这样的财富创造难道还会受到土地和地球资源的约束吗？

　可见，如果能够把眼光从短期需求移开，分析一下供给层面，就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充满信心。事实上，连凯恩斯本人都知道，他的理论只适合短期经济周期分析，而不适合长期。当有人用长期问题来质问凯恩斯的时候，他幽默地并有些偏执地说“长期？长期人们都死了。”所以，对于那些用凯恩斯主义三大需求来分析中国长期增长的观点，连凯恩斯本人都会反对。

　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动力均来自于供给端的革命性突破，而绝非现有经济结构下的总需求管理。200年前人们对一匹更快的马的需求或许是有限的，殊不知汽车的诞生又能够创造多少交通运输的新需求。在乔布斯创造了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之前，这个世界对此类电子产品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仅仅看到老的产品需求不足而看不到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并不应作为经济决策的主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