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淑慧

　香港中环，惠理基金的会议室，整面墙壁的装饰都是海内外各大报章对谢清海和惠理基金的报道。生活总是充满意味深长，在投资界声名鹊起之后，这位昔日的财经记者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物，其中也包括他曾经供职的马来西亚《星报》等媒体。

　也许是因为做过记者的缘故，较香港其他基金经理，谢清海更乐意接受媒体采访。他颇具亲和力，绘声绘色，善用比喻。说起投资来自然也是深入浅出，讲到惠理核心的投资思路，会起身带着记者走到黑板前，耐心地画图说明。

　采访中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他此前十余年财经记者经历与投资生涯之间的关联。

　谢清海17年记者生涯的多数时间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和《远东经济评论》度过，当时他专注于东亚及东南亚的商业及政治新闻，报道范围从日本一直延伸至印度尼西亚，并结识了诸多财经界人士。也许是因为这段时间对亚洲历史的紧密跟踪，让他擅长在一个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大框架下，去思考一家企业的未来命运。

　惠理不止一位基金经理说起，做公司调研时，老板问的问题和自己有很大不同，基金经理可能会围绕财务报表发问，而老板不会拘泥于这些具体数字，他更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生存环境、管理层的特点和思路，以此为基础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分析。与其他受过正统高等教育、CFA（特许金融分析师）出身的投资人不同，老板身上有种独特的“street-smart”。这或许可以对应为中文的“世事洞明”，往往三言两语之后，企业的情况就已经了然于心。

　或许是将自己置身于历史大背景下，谢清海对过往成功表现出一份冷静和超然。他首先把50%因素归功于时代，然后才将另外的50%归因于自身的性格、训练和理念。他说，成功一定程度上缘于自己相对较强的“软实力”。其实整个社会并不缺少技能优秀的人才，投资行业里财务功底扎实者甚多，但拥有出众领导才能、勇气、想象力以及沟通能力的仍然是凤毛麟角。17年的记者历练让他充分挖掘了这方面的潜质。“作为财经记者，要学会沟通，让对方为你敞开心扉；要掌控谈话的节奏，因为往往采访仅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抓住重点，直接触及最核心的问题。这些都是软实力。”

　虽然早已告别记笔记采访的日子，但谢清海对“实地探访”的偏爱丝毫未减，“每年2500次调研”早已成为惠理的标签之一，而他本人有时也会亲自到企业去调研。分析一家公司时，他会以一个记者的视角问自己：报纸将如何报道这家公司？然后开始猜测从现在起6个月、12个月或者36个月内将会被报道的内容。

　在惠理高级基金经理王焱东看来，老板说话方式也依旧保持着记者的直接和务实，没有粉饰性的废话和不着边际的内容。在惠理办公室的玻璃墙上，来访者会看到一些“谢氏警句”，高度概括了他的管理思路：“We，the people of Value Partners,cooperate to build an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ordinary people to become extraordinary performers.(惠理人携手共创一个让普通人变得出众的环境)”、“ Small enough to be effective,big enough to be strong (小而精、大而强)”。

　谢清海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有时会打打高尔夫球。当然，从扑克、21点和围棋中，他也培养了管理风险和收益的直觉。但他更愿意做的始终是读书，已经57岁的谢清海坚持每周工作7天，80%的时间都花在阅读上。

　记者请他推荐一本书，他在纸上写下了John Train的《金钱之王》（The Money Masters），而这正是当年引领他进入投资大门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