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家庭消费无法替代投资和出口

　从总需求结构的表象来看，为了扭转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家庭消费需求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需要用家庭消费需求替代外需和内需中的投资需求。然而，在给定的结构和制度特征下，这两种替代过程都是难以完成的。中国内需的扩展不仅是一个“内需弥补外需回落”的总量问题，它还涉及到内需结构调整的问题，“稳投资”与“扩消费”的战略定位组合是当前宏观经济短期与动态平衡的唯一契合点。

　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于非贸易品，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而出口的则是以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消费需求的主要产品并不是那些可供出口的产品，在既定供求结构下，无论是支出变更政策还是支出转换政策，都无法有效地实现国内消费需求对出口的替代。

　在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支出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零售服务、房地产、科研和综合技术等生产型服务。而在消费支出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以及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等公用事业是主要的非贸易品支出类别。鉴于消费和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类别的差异，降低投资支出并不能有效缓解国内供给对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强制约束。

　所以，短期内，实现总需求结构平衡并不是要使消费替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片面压投资不仅无法提升消费，而且在短期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投资速度调整甚至是简单地压低投资速度，不是可行的选择。

　“就分配论分配”无法支撑消费

　尽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但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反映总体利益结构，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利益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因此透过收入分配改革来提升消费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从中短期来看，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于，通过投资转型，推动居民收入增长，配合收入分配改革，拉动消费增长，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只有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速，只有保证经济增速，才能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依赖市场力量，通过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率提高，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调，刺激消费增长，才是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过去的分配体制决定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不断叠加，最终导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抑制。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两种效应：国家财富迅速增长，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富累积；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和措施减少税负。以内需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下，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投资与消费需求互动机制

　基于我国制造业比重相对过高、服务业比重相对过低的情况，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引导投资结构向服务业的倾斜。

　从家庭消费行为来看，消费不仅受制于供给约束，还受制于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倾向。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扩张具有更大的就业创造效应。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投资快速扩张，具体来说，就是消费型服务业的投资快速增长，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保证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这有助于推动家庭收入和消费倾向的提高。总之，从我国当前制约家庭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众多因素出发，为了实现家庭消费需求在未来中长期的持续增长，投资结构转型和投资快速增长都是必不可少的。

　增长模式变革下的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就业增加，进一步导致收入增加，收入的持续增长将为消费升级奠定基础。进一步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社会保障力度，减少收入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家庭之间的差距，促进最终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将进一步促进投资增长，形成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如果当前仅仅强调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消费增长，忽视投资领域的改革，消费最终将变成无源之水。

　由于家庭消费增长面临着比投资增长更多的约束，所以，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变化、就业模式变化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不足以保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还必须其他方面的变革，包括：完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整个分配体系；通过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集中在消费倾向较低的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增长。尽管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战略。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消费者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 从而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

　加快政府的自我改革

　重构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基础就是深化改革，而改革深化的关键是推进政府的自我改革。，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打破这一僵局的关键就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预示着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更预示着调整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为此，我们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府角色更多地“为民创利”，而不是“与民争利”。同时，我们也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分配关系的调整不仅在于权力关系的调整，同时也在于生产方式的调整。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大调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市场力量也是调整分配关系的核心力量之一。

　在当前，应率先通过改革实现投资转型，推动收入分配政府改革，加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消除政策性扭曲，使劳动和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在市场上得到真实体现，并最终在工资和利率等价格信号中得到真实显露。这是要素市场真实显露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前提。在要素市场能够真实反映要素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市场力量才能成为投资结构演进过程的主导力量；其次，推动政府的自身改革，打破利益格局，避免政府“与民争利”，政府更多地专注于创造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再次，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入限制，特别是推动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第四，在政府职能转换、投资主体的转换、要素的自由流动等方面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创造体制条件；第五，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从生产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换；第六，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加大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力度，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七，加大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的作用，提高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特别是应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扩大非贸易品供给，从供给结构方面提升有效消费需求。

　（执笔人：杨瑞龙、于春海、杨继东、阎衍、段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