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十几年来，国际上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发源于“表外业务”领域。所谓的“表外业务（Off-Balance Sheet Activities，OB）”，本是指商业银行所从事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记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能增加银行收益的业务。表外业务是有风险的经营活动，形成银行的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其中一部分还有可能转变为银行的实有资产和实有负债，故通常要求在会计报表的附注中予以揭示。其概念被推广到企业和政府，特指不在企业和政府正常活动范围内，不受严格预算约束，具有风险、对企业和政府整体可能带来明显影响的活动领域。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企业集团下属公司的巨额表外负债大部分是外债，是导致危机的重要诱因。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华尔街投行的表外活动和可算是美国政府表外活动的“两房”（房地美与房利美）资产，也被认为是金融海啸的主因。按此定义，在国家法规严禁地方政府发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债务基本上可以列入“表外业务”的范畴。以最近几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类推，地方政府债务有可能成为中国“次贷危机”的诱因。

　应该说，这种担心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2010年，监管层曾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摸底清查，并按还款风险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项目本身现金流能偿还贷款本息；第二类，项目本身现金流不足需依靠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本息；第三类，项目借款主体及担保不合规或贷款本息偿还有严重风险的贷款。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上述第一类贷款占比27%，抽样检查后，可作为正常项目贷款；第二类贷款约占50%；而第三类贷款占比23%。换句话说，在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形成的债务之中只有不到三成处于完全安全状态。

　非常不凑巧的是，正当“欧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同时，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也迎来了持续几年的偿债高峰。按照2011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在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中，从偿债年度看，除去2011年、2012年到期须偿还的占17.17%，2013年-2015年到期偿还的分别占11.37%、9.28%和7.48%，2016年以后到期偿还的占30.21%。再加上平台公司贷款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其贷款抵押品相当一部分是土地使用权，一般可以获得土地估价60%-80%的贷款。在史上最严厉宏观调控下，土地市场低迷，流标现象明显增多，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信息中心监测显示，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9052.3亿元，同比减少11%。这一切不禁让人对地方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产生了更多的担心。

　理论上讲，由于银行和地方财政在较大程度已经被地方融资平台捆绑在了一起，一旦地方融资平台无法支付到期债务或贷款本息，地方政府将承担最终偿付义务，政府的或有负债将转变成直接负债，公司债务风险也就相应转变为财政风险。如果政府因财政困难也不能履行偿债义务的话，银行就将相应地出现大量的呆坏账。财政风险因而将演变为金融风险，进而就可能像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扩张为全局性经济危机。

　然而幸运的是，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属于“表外业务”，但它既不像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韩国企业表外负债，也不像次贷危机之前华尔街投行的表外活动那样被人们忽视，相反它已经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多次组织了力量对此进行摸底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不至于引发经济与金融危机。2010年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债务余额（共计17.45万亿元）与当年GDP之比为43.8%，没有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另有材料显示，如果不将中央政府计算在内，至2010年底，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也处于安全范畴之内。即使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70.45%。这一水平虽然略超国际警戒线，但仍远远低于全球各国或地区债务率92.6%的水平。同时，考虑各地经济增长和中央政府必要时的救助，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不可能失控。

　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府部门掌握着巨额的资产，不仅握有资产规模高达30万亿元左右的国有企业，更拥有全部城市土地和全国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加上国有金融企业的权益，各级政府所支配的财富总量应当不会低于15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需要，只需将少量资产变现，即可弥补债务缺口。

　由此可见，将地方债务视为中国版的“次贷”，确实有些夸大其词。相反，将地方政府债务视为次贷危机之中我国所必须付出的必要代价，可能更合乎情理。俗话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经济纷纷陷入困境，然而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不仅GDP增幅始终保持在9%以上的世界最高水平，而且通胀水平在金砖国家中也保持了最低水平。如果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较，本次危机中我国经济形势更是可圈可点。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区域性危机，中国付出的代价至少包括：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和工人下岗；四家银行在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资本金和将近万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之后，依然需要依靠专门通道上市融资才能摆脱困境；GDP增长连续多年在“七上八下”的区间中挣扎。次贷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危机，中国经济却似乎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和居民收入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农民工招工难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世界前五大银行中三家是中国的银行，付出的代价除了业已开始回落的高房价之外似乎就只剩下地方债务。显而易见，这种代价无论是与同期其他大国相比，还是与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中国相比，都是非常轻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