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具有正确的认识，地方融资平台自然不再被视为放出魔鬼的潘多拉之盒。相反，在笔者看来，地方融资平台出现和发展不仅对中国经济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有机构件。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奇迹不仅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而且用苏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没法理解，直到张五常发现中国存在奇特县域经济，才开始逐步解开中国经济发展的谜团。中国县域经济具有独一无二的两大特点：一是中央政府容忍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重大创新都是地方所为。在地方创新取得良好效果之后，上级政府再加以支持、总结和推广，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二是上级激励县政府领导班子投身于市场竞争中。县政府由于掌握劳动力、土地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而且掌握着计划、价格和制度的制定权，对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和效率都远非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可以相比，所以能够创造出自由市场经济无法理解的经济增长速度。

　当然，上述两个特点并非只是存在县级层面上，而是除了中央之外在各级行政层面普遍存在。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出现和发展才成为可能。第一，在禁止地方政府发债的约束下，它是地方政府获得融资能力的一项重要创新；第二，地方政府如果想要有效地调动和整合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来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似乎没有什么方法比自己直接设立地方融资平台来得更为便捷。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出现，在中国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经济奇迹不仅表现在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也表现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的快速提高。后者在最近两次国际危机中得到了尤其突出的表现，中国由一个普通的经济体变成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正是从亚洲经济危机开始，进一步发展成为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正是从次贷危机开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化他国之“危”为自身之“机”，秘诀正是在于危机时刻地方政府能够通过以融资平台为主的诸多渠道快速融来资金，大量增加政府投资，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弥补市场自发力量的不足，保证经济相对平稳的运行。

　数据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爆发的第二年正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其中，1998年债务余额比上年增长48.20%，2009年则更是高达61.92%。通常，地方政府债务与政府支出是成正比的。由上述数据可知，1998年和2009年，这两个危机最严重的年份，正是各级地方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相应地也是地方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出了最大贡献的年份。

　地方融资平台在危机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渠道。根据截至2010年底的调查，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共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积累的政府性债务余额近5万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的46%。地方融资平台在地方政府融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第二，它是地方政府投资的重要主体。危机时期，为了拉动内需，通常的做法就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这方面的投资项目不仅周期长，而且利润微薄甚至亏损，一般企业不愿意介入，而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具体身份本来就是公用事业和城市建设投资与运营公司，加大相关投资自然成为其责无旁贷的任务。2009年与2010年，地方政府的债务支出中，市政建设与交通运输的比重分别达到36.72%和24.89%。第三，它使得在国家政策引导下的银行贷款能够顺利快速落地。作为商业银行尤其是改制上市后的商业银行，获得商业利润是最主要的目标。在危机时期市场不景气，投资难以获得利润，银行就应当相应地收缩信贷。然而，为了缓解危机的蔓延，中央政府又往往倾向于银行继续增加贷款。如此一来，商业银行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而摆脱困境的最佳方式无疑就是找到相对安全的大企业将资金贷出去，具有地方政府隐形担保的地方融资平台由此就成为了商业银行大量放贷的不二选择。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为84679.99亿元，占79.01%。这一规模占同期全国银行贷款余额的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