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融资平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却陷入口诛笔伐的漩涡之中。除了其中确实存在着潜在风险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政府融资平台因与诸多征地、拆迁、违纪和腐败事件有关，从而引发国民的明显反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尤其不能感情用事，既不能因为国际惯例就轻率地引入地方发债机制，同样也不能因为出现的问题而轻易否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短中期看，发展地方融资平台相比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试点可能只有象征意义，真正改革的到来可能还遥遥无期。其中，主要因为地方政府发债机制的建立涉及诸多难题，短中期内难以解决。

　一是需要进行相关的体制改革。以美国为例，州政府可以发行地方债主要是因为其政体为联邦制，州政府具有独立的立法权，同时财政相对独立，而且政府也允许破产。这些条件在中国全都不存在，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发债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简单，至少必须对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和职能重新划分之后，地方政府才有可能获得发债权。二是地方政府能够自主发债的前提是，地方政府必须是一个责任政府，其财政预算和财政收支要受到外部的严格监督，使得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必须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在中国不仅是地方政府，而且包括中央政府在内都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三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相当于以政府进行债券融资来取代当前政府从银行融资，这需要市场投资者能够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有个清晰的了解。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定期提供详尽的资产和负债信息，更需要外部评级机构进行价值评估。而不管是政府完备、透明的财务报告体系的建立，还是独立、合格评级机构的培育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目标。四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就需要一个巨大的债券市场消化。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市场的建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公开资料显示，财政部代发地方债之初，新疆债上市当日即跌破面值，安徽、辽宁等地方债券在上市首日出现零成交，其次地方债也大多因投资者或机构反应平淡而表现不佳。以中央财政为担保的地方债券尚且得不到投资者的认同，以地方财政信用担保的债券下场可能就会更惨。

　相比之下，发展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地方融资平台各种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暴露，成因和弊端也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各地的实践中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重庆“八大投”的成功经验甚至得到了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其中的成功经验也有诸多论述。通过对经验和教训这正反两方面归纳和总结，将使得我们能够较为便利地制订出相关法规制度，促进地方融资平台走上规范发展的良性道路。

　除了操作的便利性之外，融资平台相对地方债券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融资的规模非常庞大。它可以通过先导性投资、参股、控股、特许转让经营权等方式，有效汇集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建设，其规模远远大于可允许发行的地方债。以上海为例，仅仅是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这一个融资平台就为上海市筹措资金累计2000亿元，而上海由财政部代发的2009年和2010年政府债券分别只有76亿和71亿。

　长期来看，发展地方融资平台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务院以国办名义或财政部门名义多次下达通知，要求上报相关数据和明确禁止，地方融资平台规模却越来越大，融资方式也不断翻新。这本身就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地方融资平台并非是一张公文所能取消的事物，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第一，有利于延续中国经济奇迹。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主体是各级政府，而不是企业家。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与其说是在于“县域经济”，不如说是在于“官员经济”更为贴切。这是一种与世界其他各国（包括前苏东在内）都不相同的全新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与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不参与具体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假设格格不入的新模式。然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经济模式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从长远看，尽管这种模式与其他任何经济发展模式一样，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在找到新的、更好的模式之前，我们依然需要在与时俱进地不断改革和完善这种模式的同时，继续利用它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手中必须继续握有适当的投融资能力，以保证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推动下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从中国实际情况看，地方融资平台无疑是地方政府获得和掌控社会资源的最有效工具。

　第二，有利于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大调整。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内在矛盾爆发的一次大危机，这一论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验证。由此，世界经济产业布局、产业模式、国际贸易格局和游戏规则都在进入大的调整阶段。由于在核时代，世界经济秩序无法通过世界大战这种极端形式进行快速调整，这次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将经历一次漫长时期。笔者甚至认为，如果情况不会变得更差的话，未来十年、二十年左右，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进入像日本式的危机。虽然，美国由于创新能力强，人口比较年轻，再加上源源不断的移民流入，情况可能相对好些，但也不能指望短期内摆脱危机。

　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不仅需要结构转型，经济增长速度也会相对下降。如果近期欧债危机失去控制的话，我国GDP增长再次掉入“七上八下”的区间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在体制松绑和政策支持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受规模小和完全市场利润取向等约束，难以担当重任；而各地政府融资平台则可以其投资的公益性、先导性、对银行的吸引力和大规模吸引社会资金的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出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未来我国面临着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建设、民生工程建设等重任，相关项目大多是公益或半公益、微利或无利，而且投资规模大、回收时间长，往往也只有地方融资平台愿意而有能力去完成。这一切再次说明，地方融资平台不仅不应该被抑制，而是应该在规范之后进一步发展。

　第三，有利于与地方债券形成互补关系。地方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虽然都是以地方政府信誉做保证，所筹集的资金用途也大致相同，但是由于两者发债主体、运作程序、担保方式、收益权确定、资金使用方式和效率都不相同，未来即使地方债获准发行，也不会与现有的融资平台发生抵触。相反，两者只会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届时，各地可以根据自身资质条件和对资金使用安全性的要求等因素，在发债和平台融资之间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或者最优组合。

　另外，如果未来中央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为了保证地方财政安全，相关门槛必然相应较高，许多地方依然难以获得发债资格。然而，由于组建地方融资平台的便利性，即使无缘地方债的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整合优势资源组建若干融资平台，从而继续获得融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