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

　提高居民消费率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表征。要提高居民消费率，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两点。首先，界定什么是合理的消费率，了解目前我国距离合理的消费率还有多大偏差。其次，如何提高消费率，以弥补我们偏离合理水平的差距。作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聚焦点，提高居民消费率靠任何单一措施都无法完成，需要经济和社会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来推动。为此，我们将主要改革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它们给农民和城镇居民消费带来的影响分别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只要能够有效地推进目前业已确定了的各项改革，解除现有体制对消费的制约，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是有望达到合理水平的。

　我国最终消费率显著偏低

　1、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历史变化与结构分析

　（1）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历史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水平经历了 “两上两下”，但总体呈下降态势。大体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81年):从1978年开始经过4年的持续上升，于1981年达到最高点67.1%，比该阶段的最低点1978年的62.1%高5个百分点。这一阶段的上升是由于我国重新审视当时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否定了改革之前的消费压抑政策，通过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政策措施，对改革前在城乡居民生活方面的历史欠帐进行消费补偿。

　第二个阶段(1982—1995年):最终消费率最高点为1982年的66.5%，比1981年的67.1%低0.6个百分点，1995年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58.1%，比该阶段的最高点低8.4个百分点，比最高点(1981年)低9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我国的改革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迈进,并推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出口总量进一步扩大,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的激增带动了国内生产的扩大,投资的收益率比较高,不仅推动了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一时期，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使得最终消费率相应下降。

　第三个阶段(1996—2000年): 1996—2000年,最终消费率相较于第二阶段有小幅回升，但总体回升幅度不大，总的水平要低于1980年代。2000年最终消费率为62.3%，比1995年上升了4.2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上升了0.7个百分点。1996-1997年，消费率小幅的上升主要是因政府对前期过热的投资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得投资增长出现明显的回落而导致。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出口萎缩和相对过剩经济提前到来的多重压力，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主要经济政策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如降息、征收利息税等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全方位启动国内市场，使得消费率出现了缓慢上升。

　第四阶段是2001-2010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消费率水平持续下滑，屡创新低，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0年的47.4%，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在政府的多项重大改革开始发挥作用，住房和汽车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口的复苏、城市化和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刺激我国固定资本投资迅猛发展，虽然社会消费支出绝对值在快速增长，但是却慢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我国最终消费率的结构分析

　首先，在全社会消费中，政府消费率相对保持平稳，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较大。在最终消费率变化过程中，政府消费率基本保持在13%--16%之间，中间还有上升的过程。尽管从2003年以来，政府消费率出现了一定的下跌，但幅度相对较小，从2002年的15.6%下降为2010年的13.6%，降低了2个百分点，不仅远低于同期最终消费率12.2个百分点的降幅。而且依然处于正常区间之内。

　其次，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率相对平稳，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在居民消费率中，若分城乡看，城镇居民消费率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由1978年的18.5%上升至1989年的24.6%，其后则保持了相对平稳，基本保持在24%-30%之间波动。农村居民消费率则自1985年后基本呈逐年下降态势，2009年仅为8.4%，比1978年下降21.9个百分点。

　2、我国消费率与国际一般规律的比较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最终消费率居于世界较低水平，明显偏离了世界最终消费率变化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最终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977至2007年三十年间,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在较高水平上保持了缓慢上升的发展态势。相比之下，我国最终消费不仅起点严重偏低，而且逆向出现明显下跌趋势。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保持了平稳缓升态势，由1977-1983年的75.9%上升至1998-2007年的78.2%，上升了2.3个百分点；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则由1977-1983年的65.4%下跌至1998-2007年的56.9%，下降了8.5个百分点，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则由前一阶段的10.5个百分点扩大到21.3个百分点。

　（2）我国最终消费率低于同样发展阶段国家水平

　表2中列举了中国、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菲律宾、泰国和哥伦比亚等六国在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时的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情况。从中可见，除中国外,其它五国消费率平均为74.33%，中国在此阶段的消费率比其它五国的平均消费率低近17个百分点，其中与最高水平的哥伦比亚相比低21.3个百分点，与最低水平的印度尼西亚相比低12个百分点。可见,即使与中国人均GDP大致相似的国家相比较,中国消费率也明显偏低。

　3、我国的合理消费率水平研究

　（1）影响各国最终消费率的一些“特殊”因素分析

　进一步分析国际数据，可以发现以下因素对各国最终消费率会产生一些规律性影响。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

　表3把1971～2003年间82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平均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进行排序，并计算不同经济增长区间内所有国家消费率的均值。结果显示，当经济增长速度高于6%以上之后，消费率明显偏低。

　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在构成GDP的三大需求中，出口和投资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波动性较强，而消费由于惯性的作用相对保持平稳，消费者不会随经济增长变化立即轻易改变其消费行为，因此，当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消费率有下降倾向，投资率往往上升。

　第二，经济外向度

　最终消费率水平明显受经济的外向度影响，这一影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净出口越大，最终消费率越低；反之亦然。二是较高外向程度意味着进出口方面“大进大出”，而大量出口需要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形成，相对而言投资率要更高；三是出口量较大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较快，按照前面的分析，消费率往往较低。

　第三，东亚文化

　近三十年亚洲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低于其他类型国家3～7个百分点，而东亚地区的最终消费率低于其他类型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比如，日本作为西方7国中唯一的东亚国家,消费率低于其他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类似地,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同属中上收入经济体,但是,拉美三国消费率基本维持在75%-80%左右,而东亚两国则基本维持在60%-70%之间。不仅如此，已是高收入经济体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消费率也在60%-70%间波动。

　（2）剔除“特殊”因素之后我国合理消费率水平

　第一，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合理”水平应该比世界平均水平差18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国际数据比较，可以看出：一是来自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高增长国家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7-9个百分点；二是来自外贸出口的影响，“十一五”以来我国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度平均为7%（由于出口拉动的首先是投资，而投资又会带动消费，根据有关测算100元投资最终会带来43元的消费。换句话说，出口下降带来影响最大的是投资，其次才是消费，比例大约是2：1），剔除其影响，消费率大约上升4个百分点；三是东亚文化，以东亚国家最终消费率低于同阶段国家10个百分点计算。在上述因素中，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外向度的影响已经体现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和东亚文化影响之中去了。为了不重复计算，我们不再考虑经济外向度的影响，而其他两个因素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平均影响大约为18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合理”水平应该比世界平均水平差18个百分点左右，现阶段约为60%左右。

　第二，我国最终消费率自2003年以来开始与合理水平出现明显偏差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绝大多数时期内都处于合理水平之上，只是自2003年以来才明显而且迅速地偏离了合理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可比差距”由2003年的3个百分点快速扩大为2010年12个百分点了。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2003年以来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支出法）的占比过大，简单测算这一因素导致消费率下降约2个百分点。

　第二个因素是2003年以来房地产迅速发展，居民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被用于购买住宅。由于居民购房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至少持续十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购房支出对最终消费率的累计影响会迅速增大。

　上述两个因素中，出口带来的是合理的影响，而由于住宅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则相反。总结起来说，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合理水平大约为58%，实际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其中2个百分点为住宅价格快速增长带来的。

　4、在基准情景下，即使到了2020年我国消费率距离合理水平依然相差甚远

　1、基准情景假设

　从发展起点和发展条件看，从现在起到2020年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加速起飞阶段中发展速度较快、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的时期。预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趋势，需要做出不同的假定。在情景模拟中，首先，外生设定了人口、城市化进程，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等因素；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研究中设定了有偏向性的技术进步，通过调整投入产出系数考虑了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推动作用

　我们假设，未来十年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不出现大的震荡，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平稳推进，投资增长高位稳定；人民币汇率持续小幅升值，出口增速高位平稳回落，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活动持续推进，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支持制造业创新升级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城乡间、地区间的体制藩篱进一步清除，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流动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劳动就业市场逐步规范；扩大就业和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完善和落实；政府职能积极转变，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协调推进，社会保持总体稳定；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趋于完善；在买方市场环境下，竞争规则不断健全，市场秩序更加规范，交易成本逐步降低，竞争活动对企业生产节约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资源价格体系基本理顺，节能环保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效果日益明显；竞争对节约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以及资源环境使用成本的较快提高，将推动高要素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技术含量的“三高一低”经济增长方式较快转变，在此基础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稳步提高。

　2、2020年消费率预测

　在以上情景设定下，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未来国内需求潜力很大，物质技术基础比较雄厚，资金、技术、劳动力供给条件较好，将支持产出持续较快增长。竞争不断强化和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将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产业分工和市场细分化发展。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比较活跃，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较快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较快转移。资源环境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方面会提高产品成本，另一方面也会促进节能环保技术发展。消费、投资、出口增长趋稳，以及资源环境方面的市场准入标准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慢经济增长速度。

　按照以上中国经济发展最可能的情景设定，预计2010-201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左右；预计2015-202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基于目前的政策体系，预计2015年我国资本形成率仍维持在49%的高位，净出口率下降至1%左右，而消费率略有上升，大致在50%左右；2020年我国资本形成率略有下降，维持在46.5%的高位，净出口率下降至0附近，而消费率开始上升，大致在53.5%左右。

　如上分析，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即使到2020年，我国消费率距离60%的合理水平依然有一定距离。

　表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消费率（%）

最终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 政府消费率

农村居民消费率 城镇居民消费率

１９７８ ６２．１ ４８．８ ３０．３ １８．５ １３．３

１９７９ ６４．４ ４９．２ ３０．７ １８．５ １５．２

１９８０ ６５．５ ５０．８ ３０．７ ２０．１ １４．７

１９８１ ６７．１ ５２．５ ３２．０ ２０．５ １４．６

１９８２ ６６．５ ５１．９ ３２．０ １９．９ １４．６

１９８３ ６６．４ ５２．０ ３２．３ １９．７ １４．４

１９８４ ６５．８ ５０．８ ３１．４ １９．４ １５．０

１９８５ ６６ ５１．７ ３１．０ ２０．７ １４．３

１９８６ ６４．９ ５０．４ ２９．１ ２１．３ １４．５

１９８７ ６３．６ ４９．９ ２８．０ ２２．０ １３．７

１９８８ ６３．９ ５１．１ ２７．１ ２４．０ １２．８

１９８９ ６４．５ ５０．９ ２６．３ ２４．６ １３．６

１９９０ ６２．５ ４８．９ ２４．２ ２４．６ １３．６

１９９１ ６２．４ ４７．５ ２２．５ ２５．０ １４．９

１９９２ ６２．４ ４７．２ ２１．２ ２６．０ １５．２

１９９３ ５９．３ ４４．４ １８．６ ２５．８ １４．９

１９９４ ５８．２ ４３．５ １７．７ ２５．８ １４．７

１９９５ ５８．１ ４４．９ １７．８ ２７．０ １３．２

１９９６ ５９．２ ４５．８ １８．８ ２７．０ １３．４

１９９７ ５９ ４５．３ １７．９ ２７．４ １３．７

１９９８ ５９．６ ４５．３ １６．７ ２８．６ １４．３

１９９９ ６１．１ ４６．０ １６．０ ３０．０ １５．１

２０００ ６２．３ ４６．４ １５．３ ３１．１ １５．９

２００１ ６１．４ ４５．４ １４．５ ３０．９ １６．０

２００２ ５９．６ ４４．０ １３．５ ３０．５ １５．６

２００３ ５６．９ ４２．２ １１．９ ３０．３ １４．７

２００４ ５４．４ ４０．５ １１．０ ２９．５ １３．９

２００５ ５２．９ ３８．８ １０．４ ２８．４ １４．１

２００６ ５０．７ ３７．０ ９．６ ２７．４ １３．７

２００７ ４９．５ ３６．０ ９．１ ２６．９ １３．５

２００８ ４８．４ ３５．１ ８．７ ２６．４ １３．３

２００９ ４８．２ ３５．０ ８．４ ２６．８ １３．２

２０１０ ４７．４ ３３．８ １３．６

　提升居民消费政策选择

　1、政策的选择

　在研究中，我们对政策的选择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对城乡进行政策分类，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影响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政策与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政策需要分开研究。二是抓住主要政策进行研究。对各类政策进行梳理，并初步估算，将影响规模在1000亿元以下的政策剔除出去。三基于居民收入总量和结构变化对政策进行分类。第一类是总量型政策，主要改变居民收入总量；第二类政策是结构型政策，不改变居民收入总量，但改变分配结构。

　2、主要基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对具体政策的影响进行测算

　从理论上讲，研究该类问题通常可以从边际消费的库茨涅兹曲线来测算，但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边际消费曲线的变化来看，由于时间太短，难以看出符合库茨涅兹曲线走势。另外，我国居民边际消费曲线变化太大，难以找到规律。相比之下，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较为稳定，因而被用于分析预测的基准指标。

　（1）2015、2020年城市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预测

　消费理论表明，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在中国，城乡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情况基本符合这一理论。例外的是，农民相对市民，虽然收入水平低，消费倾向也低。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诸多经济专家，他们从各种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在考察诸多类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并非是可以全部用于居民消费的收入，因为它还需要用于修建自身住宅，还要建设农业生产用房(如粮仓和牛圈等)以及其他生产性设施或固定资产，即农民必须自己购置生产经营工具。相比之下，城市可支配收入除了房改之后需要投资购房之外，生产性设施和生产经营工具都不需从中支付。为此，我们在1990年以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剔除了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的支出，并将收入和支出剔除了价格（均按CPI）因素，比较结果显示，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发展规律基本上是吻合的。这一发现为我们对农民消费倾向的预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假设前提：一是“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均与人均GDP相同，分别为8.5%和7.5%；CPI年均增长3%；二是从历史变化规律看，人均非住宅固定投资占人均纯收入比重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未来随着农村金融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民生产性投资必然相应加大。初步预测，2015年和2020年人均非住宅固定投资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为8%和9%。

　预测方法：对城市消费倾向的预测主要依据有四：一是根据历史规律，经济调整期，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速度慢；反之，则快；二是将2003年以来房价泡沫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逐步剔除；三是未来消费环境的变化趋势；四是基数的影响。对农民消费倾向的预测主要依据有三：一是历史上城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化规律，二是历史变化规律，三是消费环境的变化趋势。

　（2）政策效果测算结果

　我们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首先估计了各项政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然后根据上面的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预测结果，计算出对消费总量的影响。

　我们将城乡各类政策影响进行汇总，然后除以2015年和2020年GDP支出法的预测数，得到各类政策对最终消费率的整体影响。

　根据我们前面的预测，2015年消费率在50%左右，2020年53.5%左右。如果再加上上述政策效应，2015年我国消费率将达到在57.4%左右，距离60%的合理水平已经比较接近了，而到了202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4.2%，则已经进入合理的区间了。

　表3：不同经济增长区间的平均消费率 单位：%

经济增长率区间 消费率均值 经济增长率区间 消费率均值

６以上 ６９ ３～４ ７９．１

５～６ ８６．３ ２～３ ７９．５

４～５ ８３．２ ２以下 ８４．４

　表4：城乡改革政策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

GDP 新增消费率 消费汇总 其中

(%)

农村 城市

２０１５（亿元，２００９年价） ６１２３７２．３ ７．４ ４５０２０．４ １４６８３．９ ３０３３６．５

２０２０（亿元，２００９年价） ９２０７９７．８ １０．７ ９８６５５．７ ３５６４４．３ ６３０１１．４

　表2：GDP1000美元左右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国际比较

国家 年份 人均GDP 投资率(%) 消费率(%)

中国 ２００１ １０４２ ３６．５ ６１．４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９５ １０４２ ２８．４３ ６９．４１

玻利维亚 １９７６ １０４１ ３２．２１ ７４．４２

菲律宾 １９７６ １０３４ ２６．３３ ７３．０６

泰国 １９７８ １０５７ ２５．２６ ７６．０６

哥伦比亚 １９６０ １１０４ １８．９４ ７８．７

　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1、未来十年提高消费率必须主要依靠改革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看，影响消费率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经济的发展阶段，二是人口结构。而从这两方面分析，未来十年我国消费率正处于由下降转向上升的过渡时期。

　首先，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看，未来十年消费率并不具有明显的自动下降的趋势。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会依次出现上升、下降和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上升，由于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强度要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由此必然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由工业品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提高，并引起消费率上升和投资率下降。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趋于稳定。从未来十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进入消费率由上升转至下降时期，但中西部地区却进入消费率明显下降的时期。总体而言，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未来十年我国消费将进入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过渡时期。

　其次，从我国人口结构看，未来十年消费率也正处于由下降转向上升的过渡时期。人口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年龄结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老人和孩子是纯粹的消费者，只有20－60岁的青壮年人口才是创造收入、制造储蓄的人群。我国青壮年人口比重在“十二五”时期达到最高点，随后将进入缓步下降阶段。到2020年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届时消费人群比重才会快速上升，消费率将相应明显提高。二是城乡结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只有当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到能够完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工资才会增加，以便能继续吸引到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元经济才会向一元经济转化。这个转变的开始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应该说，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前几年已初露端倪。而从日韩经验看，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十年左右消费率才开始步入稳步上升轨道。由此看来，从人口结构看，未来十年我国消费率也是处于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过渡阶段。

　由此看见，未来十年我国消费率的提高难以指望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来实现，必须通过加速改革，解除现有体制对消费的制约，释放当前被抑制的消费能力。

　2、政府自身改革是其他改革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

　我国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更利于投资率而不是消费率的提高。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认为加快发展就是加快经济增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官员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做文章，但扩大居民消费方面文章难做，甚至费力不讨好，因此，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预算软约束和对投资项目的筹资、建设、经营、偿债和取得资本回报全面负责的主体不清，则使得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泄。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对投资都有办法和有热情,而且热衷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对于打破垄断、健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服务、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有利于居民消费率提高的事情却往往既缺乏自身积极性，又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所以，政府自身不改革，上述绝大多数改革政策效应都将大打折扣。

　3、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

　我们的研究发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之所以至关重要，具体的原因在两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政策牵涉面广，任何相关政策的出台带来的消费影响几乎都是上万亿元级别；二是其他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必须建立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出重要作用，产生明显效果。

　负责人：范剑平

　执笔：高辉清 胡少维 邹士年

　郝彦菲 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