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菁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预期性在于：它肯定不会授予一位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其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与当今脱节，与现在的潮流不相容。不意外的是，今年的诺奖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彼得·戴蒙德及其他两位学者。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两大主要流派，它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承认市场的作用有缺陷性，是否承认政府的干预有必要性。这两大流派的交锋要追溯到第一轮的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纷争，源远流长。

　1930年代大萧条之前，经济学理论一直推崇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也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他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推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作用，使得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供给和需求得到满足，财富得到创造。总之，对市场寄予厚望。

　然而，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登峰造极到上世纪30年代难以自拔的大萧条，使得人们对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产生深刻怀疑，开始另辟蹊径。此时，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不但给经济现象提供市场不完善，有效需求不足的另类解释，还提议政府动用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促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的经典名言是“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意即我们等不及市场在那里做缓慢调节，需要尽快挽救，尽早脱离危机。从此，凯恩斯主义占据宏观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各国政府也开始扮演积极干预经济的角色。

　到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滞胀的局面——经济停滞加通货膨胀。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只是导致名义价格的通货膨胀，而对实质性地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无能为力。凯恩斯主义行不通了，这时，以罗伯特·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为首的理性预期理论掀起了复辟古典经济学的浪潮，统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实体是灵活机动有合理预期的主观能动体，如果经济实体对政府行为早已预知，早已结合到其行为抉择中去的话，那政府的政策就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另两位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代表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2004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走得更极端，推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外在随机的技术因素造成，市场完善有效均衡出清，失业率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必须要让市场发挥最大的作用，政府的干预调节反而是欲速则不达。一时间，自由经济呼声强烈，新古典经济学欣欣向荣，也成为金融界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放松监管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也奋起反击，维持市场不完善的论断，坚持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们建立模型，为凯恩斯思想提供微观基础；提出工资粘性理论，说明工资无法立刻调节，劳动力市场无法立刻出清，“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客观现实；提出交易成本理论，说明产品价格无法立刻调整，产品与市场不会无时无刻地存在于均衡点上；他们提出泡沫的合理性，用理性预期来解释泡沫存在的可能。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是这个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研究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市场摩擦和交易成本。

　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及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更是暴露出市场的诸多缺陷：市场的不充分、不完全、不对称，泡沫接二连三的形成等。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又一次将凯恩斯主义推向了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政府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沿袭了凯恩斯主义一贯的政策主张。而新古典经济学则变得鸦雀无声。

　在这种大环境下，2010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彼得·戴蒙德便不足为奇。Diamond在经济理论界有许多贡献，但这次诺奖是基于他在阐述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上的贡献。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立即就能出清，买方和卖方都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才能匹配上，这说明了劳动力“非自愿失业”的事实。另外，这个搜寻—匹配过程还存在外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导致多种均衡的可能，使得政府的干预有潜在的调整就业、增加福利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