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伟 

　　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是本世纪初两位经济学家杨小凯和林毅夫之间的一场学术论战。当时学术界有一个较乐观的判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它们已走过的弯路，是为后发优势。

　　杨小凯认为，恰是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较容易地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会付出极大代价，后发优势将成后发劣势。

　　林毅夫则站在后发优势一边，认为后发国家应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

　　两种观点，到现在还没法判定谁胜谁负，但对人们的心理影响还是蛮大的。赞同后发劣势者，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前景是悲观的，反之，则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

　　如果后发就是劣势，那就无法解释世界文明中心的几次大转移，更不可能有西方文明的崛起；如果后发就是优势，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后发国家到一定阶段就停滞不前，甚至重新沦落的现象。

　　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关键不在一个“后”字，而在一个“发”字，是怎样的后发？有没有一种新的文化、新的体制相伴随？阿拉伯文明战胜古希腊、古罗马，是因为它的崛起伴随一种新的文化、体制——高度统一的集权制战胜利益高度分散、被利益纷争所困扰和削弱的城邦制、分省自治制。西方的崛起是现代民主国家依靠充满活力的议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因为有新的文化、体制相伴随，所以后发者就有新的优势。

　　还有一个旁证：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正是中国的盛唐，当时的世界，上演的是两个《双城记》。一个是长安-巴格达，丝绸之路连接这两个中心城市。“世界的中心，地球的中央，独一无二，它的规模最庞大，它的建筑最庄严……”；一个是巴格达-巴士拉，巴格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世界贸易中心。巴士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俗称“中国商港”，因为来来往往的不是从中国来的，就是准备到中国去的商船。当时，中国也是世界造船中心，“没有中国造的船，根本没法抵御海上的狂风巨浪”。那时长安和巴格达人口都在百万以上，而后来的时装之都巴黎还只有区区5000人，西方人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也只有3万人。无论阿拉伯文明还是西方文明的崛起，本身就证明了后发优势的存在。

　　可以说，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约旦河西岸升起算起，迄今11000年经历的几次强与弱的转换、先进与落后的交替，以及文明中心的转移，无不如此。既伴随对先进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的学习、模仿、改进、革命，更伴随新的制度、文化和道路。

　　且这种新制度、新文化很难产生于旧中心的内部，也不可能来自对旧的先进制度文化的模仿，它符合“熵”定律：由于能量耗散的存在，任何一种制度、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正效应递减，负效应累积，直至正效应完全丧失。

　　明白这一点，再来讨论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自然就会清楚得多。如果只是简单的技术赶超+制度模仿，用负效应已日益明显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来“完善”我们的制度，那就只有劣势没有优势，即便有优势，最后也会丧失。如果伴随一种新的制度，那就有可能是优势。

　　简单模仿的后发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劣势，这在股票市场上也一样适用。一个新的强势板块崛起，领先上涨的股票总是获得最大收益，先期介入的投资人总是获得最丰厚的利润，等其中的落后股也开始纷纷崛起时，再到里面去挖金，就要看运气了。运气好，还能赚点。运气不好，追进就是吃套。所以做热点就得趁早，要不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永远在自己设定的战场里作战。

　　2019年涨幅前五的行业指数是酿酒、元器件、半导体、家电、工程机械，其中酿酒和家电也是2016和2017年涨幅前五的行业指数，其余三个则是近几年头一次进入涨幅前五。根据“双两”经验法则——领先两波多头市场或持续两年半左右，酿酒和家电在2020年跌出前五是大概率事件，谁能替代它们，挤进行业涨幅前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