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注册制带来的投行转型新动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年要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但是，在现有资本市场融资体制下，以核准制为核心的股权融资体系对于大部分具有成长性与核心技术但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来说，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政策实施难以落地；而科创板的推出则为实体经济在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了一个便捷渠道。然而，传统核准制下投行业务模式早已定型，随着注册制的到来，投行亟需进行转型升级，未来投行需要从通道型向综合型转变。注册制不仅给投行业务部门带来了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包括投行在内的整个券商业务模式的转变。

　　第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开拓了投行客户资源，允许尚未盈利、甚至亏损，但拥有核心技术且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发行上市。这就需要投行人员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或与研究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发现并培养具备科创属性的企业。同时，券商直投子公司也可以有意识地跟进寻找符合科创板定位的投资标的。

　　第二，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放开了发行价管制并设置券商跟投机制。投行需要与发行人商讨预估市值与发行价格，寻找可比上市公司，确定估值模型，合理预计客户市值，不断提升估值定价的能力；投行还需要和跟投子公司预估拟发行的价格区间以及投资盈亏分配事宜，降低跟投风险。

　　第三，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放开了战略配售机制，投行在发行询价阶段寻找战略投资者时，可以协调经纪业务部门的客户资源，例如一些资金实力较强的私募基金；投行也可以从自身客户资源库中寻找合适的战略投资者。此外，首发上市日融资融券的放宽也可以让战略投资者将获配的锁定期股份作为融资融券标的，为经纪业务部门提供业务机会。

　　第四，券商资产管理部门可以帮助发行人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在首发时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形成投行与资管部门的业务联动。

　　因此，科创板注册制度的实施不仅丰富了投行传统的承揽与承做业务，更是利用投行业务窗口优势调动各方面资源，带动经纪、研究、投资、资管等部门的协调发展，扭转以往各个部门各自为战、利益不一致的局面，使投行由过往的通道型投行转变为利益一致、协调发展的综合型投行。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政策。在这一基本政策下，国金证券始终坚持“客户至上、专业规范”等核心价值观，秉承“让金融服务更高效、更可靠”的使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二是利用跨境并购“走出去”。

　　早些年前，我国部分企业就已经通过跨境并购实现了国际化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企业发展壮大，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目标从早些年“获取自然资源储备、引进品牌与技术”的目标逐渐转变为“制胜国内、向海外市场输出”的目标。

　　然而，国内企业跨境并购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宏观层面来看，去年人民币贬值和外贸不确定因素使部分国内企业对美国市场发展前景有所担忧，美国、澳大利亚等部分发达国家市场存在部分领域投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跨境并购的难度。从企业自身情况来看，部分企业未对并购标的实施充分尽调，导致并购后存在整合困难，标的估值虚高，交易对价不公允，企业利益受损。从中介机构方面来看，部分国内投行作为财务顾问在海外业务布局狭窄、团队经验不足、资源不全，无法满足收购方对项目筛选、海内外资源撮合的要求；加之国内外法律与会计准则存在差异，导致收购方案可能存在法律或会计方面的瑕疵。

　　但同时风险与机遇并存。在全球化并购浪潮下，国内企业积极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东风设立企业转型升级目标，强化企业品牌建设、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真正实现企业走向全球化。面对跨境并购大好机遇，国内投行也需要积极转型以应对跨境并购中的风险。

　　一是适当扩大海外布局，加强海外团队建设，积极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法律和技术环境，探索并持续跟踪当地有投资价值的标的企业；二是积极撮合并购双方，共同制定整合方案，使双方对企业资源与企业文化的整合意见协调一致；三是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支付对价不再只局限于现金收购与发行普通股，还可以充分利用产业并购基金、发行优先股或可转债等多种融资方式；四是建立可复制的境外并购模式，通过案例库的形式为跨境并购提供多种选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