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问题的矛盾解决重点与难点在于结构方面。经济自主增长的动能与张力培育，需要总量平衡下的结构扩张性的政策努力，货币政策须在长期目标之下进行灵活决策方面的相应配合。

　　在增长动能转型升级方面，传统动力部门收缩、转型成本与市场痛苦度应当尽量降低，新增动力需要扶持与强化以提升增长贡献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些结构性的矛盾与问题应对，都需要结构性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配合。而实践的丰富性，也给货币政策无论传统操作还是进行创新，都提供了相应空间，如央行对市场变化更前瞻的预判、对季节性流动性公开操作更精准的调节、定向降准、对民营企业纾困方面的专项支持、对结构性商业主体进行信贷支持，工具创造如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中期利率调节（PSL），以及刚刚创设投入使用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等等，都是最直接的现实证明。而解决结构矛盾与应对周期性景气波动相结合，需要对不同的政策工具进行恰当选择与组合，一些政策工具的应用应当具有稳定性，并与市场保持必要、有效的预知性沟通。

　　解决实体经济问题也应兼顾资本市场稳定。2018年上半年金融去杠杆与清理整顿净化了市场环境，使得市场系统性风险大为降低，但过度紧缩加重股市回落程度，使得一些新的风险因素形成。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无论在现实还是在预期层面，都可以构成对经济下行的对冲与平滑力量。

　　可以预计，2019年国际形势将继续呈现复杂多变的前景。今年外贸形势的不确定性仍将存在。与此同时，对外投资扩张与人民币在国际间的接受度提升，国内政策亦需考虑外溢效应，汇率稳定依旧是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的目标之一。

　　关于汇率，笔者一直认为，央行基于强大实力实行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将能够继续避免人民币单边的大幅波动，保持动态稳定。2019年的一个潜在的变化是，美国经济在经历四年的繁荣之后有望逐步进入临界期，美联储加息节奏面临调整。美国经济放缓可能令外部购买力下降，一方面增添外部不确定性，但美联储加息节奏放缓将弱化强势美元基础，增加国内货币政策回旋空间，而基于外部因素的考虑，央行近年的政策制定中一直没有动用利率工具。从2019年年初的基本形势来看，数量型工具依旧会是央行的重点考虑范围，但更远一点来看，如果实体经济继续走弱，从社会融资成本等各个角度考虑，价格工具调整的必要性将会增加，货币政策需要在各因素博弈中进行相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