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实体经济下滑与一些内外部因素的冲击，国内政策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1月4日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中，2019年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2018年1月、4月和7月，央行三次进行了定向降准并扩大使用MLF等货币工具进行流动性的宏观审慎管理，放松了货币扩张基础，但在信用管理方面继续进行收缩。

　　基于2017年三、四季度相对不错的宏观数据，2018年上半年政策对经济的扶持力度相应进行了缩减，表现为财政基建投资力度放缓，影子银行清理、互联网金融整顿以及宏观去杠杆、金融去杠杆力度加码，“资管新规”出台以及其后的强力执行，对金融业进行的穿透监管收到显效的同时，也令资本市场承受了成本压力。刚兑的打破造成了市场个别风险，股票质押融资等一些风险点的暴露，造成一批企业与投资者流动性紧张。此后，经济政策方向进行了部分微调，宏观决策开始进行由“去杠杆”到“稳杠杆”的转变，财政基建“补短板”投资再度加力，稳健货币政策与实际形势的匹配度有所提升，压力才有所纾缓。政策调整顺应了市场关切，而民企困境、股市回落引发的问题，使得各方强化了资本市场稳定对实体经济重要性的认识，稳定股市的政策措施力度有所增强，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

　　笔者认为，源于中国经济长期累计造成的总量问题（众多行业产能过剩、对比基数提升等）、结构性问题、周期波动中的惯性力量，以及外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继续显现。由于房地产行业调整压力增加以及地方财政收入方面的压力增加，2019年经济困难程度可能还会提升，需要更有力的政策对冲。经济基本形势对财政政策加力提出要求，也给货币政策向边际宽松方向的调整腾出空间、提出要求。2019年实行趋向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需要相应匹配，同时作为更常态的政策工具应用需要担当更艰难的平衡角色。笔者认为，兼顾各种矛盾问题解决与短、中、长期的任务目标，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之中保持结构宽松，是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双重要求。

　　总量平衡是货币政策应当坚持币值稳定的长期目标而提出的要求。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下行与增长动力转换有其规律性的必然，以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来看，从“成长”到“成熟”过程是投资贡献度不断降低、消费贡献比重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正处在这一过程中。基于这一认识，近年市场对经济回落的接受与容忍度一再提升，宏观政策（至少是货币政策）不再单纯被增长指标所绑架，独立性较之以往有所提升。当前我国M2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和物价表现相比，基本达到了总量平衡上的合意水平，长期而言应当努力动态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