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01版）严监管或面临很大阻力。严监管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去杠杆和打破刚性兑付等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企业的破产、不良贷款的上升和经济增速的放慢。

　　金融领域严监管的目的，是要在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因而，严监管不是一时之策，不因经济增长加速或放慢而有所调整。从严监管角度来看，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应该提醒银行信用风险。如果在金融领域要严监管，同时希望能够避免经济增速放缓，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可以用财政专项基金或财政贴息的办法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金融领域严监管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化解系统性风险，如果有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严监管才能行稳致远。

　　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作用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明年的货币政策？明年的施策重点会是什么？

　　沈明高：我们希望明年是财政政策优先年，货币政策扮演配角。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形象地来讲，货币政策是“打麻药”，财政政策或其他结构性改革是“动手术”，“打麻药”的目的是为“动手术”。如果明年仍是货币政策优先，就像是打了麻药忘了痛。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推迟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爆发。我们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而非推迟这些问题。

　　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货币政策边际效果不断下降。如果美联储结束加息，将为我国货币政策放松打开空间。货币政策放松的目的不是为了“止痛”，而是为“动手术”做好准备，为当前和后续改革赢得时间。如果只是简单地降准、降息，不只效果越来越差，后遗症也会越来越明显。

　　中国证券报：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效力？

　　沈明高：从积极的财政政策看，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多积极，二是应该怎么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超出市场预期，才能达到稳定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目的。比如，现在市场预期明年减税降费规模可能在1万亿元左右，要超过市场预期就可能需要2万亿元的减税费规模。如此，财政政策可能会更有效，在金融严监管下对经济增长起到稳定作用，弥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水平，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关键时期，不要拘泥于3%的赤字率，可扩大至3%-5%；第二，减支才能减收，建议逐步实施“小政府、轻税”政策；第三，利用现有国有资产优势，充实社保，支持减税费计划，鼓励消费。

　　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怎么做，现在市场已慢慢形成共识。减税是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钱留在企业或老百姓口袋里，它能发挥的效果可能比收上来、再让政府去补贴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