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个热议的问题，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相互关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在国有资本较大、民营资本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应当思考“用活”国有资本，使民营经济保持活力。

　　樊纲指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对自己的风险负责。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要更多依赖自主创新，而创新具有一定风险，需要企业家的风险精神，需要民营企业承担风险的机制。

　　樊纲建议，可以继续发展优先股制度，或叫AB股制度，国有资本可以投资，但不要因为投资而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带到民营企业中去，让民营企业能够保持活力，承担自身风险。

　　在蔡昉看来，激发企业活力，要减轻企业负担和创业成本。“对大企业、国有企业，我们习惯于放心支持，但是对新兴企业容易担心风险。在转向高质量发展时，需要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归根结底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破坏’。如果不肯冒风险，最后的结果是该进来的不能进来，该退出的不能退出，就不能达到效果。”

　　从产权制度改革的角度来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认为，一方面，要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本经营体制。国资委要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充分授权，两类公司要向其出资的企业充分授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拥有完全的国有资本经营权。另一方面，要完善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制度。国有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要废除对民营企业歧视性的法律、政策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