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01版）今年政府要有新作为，重点要抓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不能法外施权。另外，国家部门授权地方政府审批的事项还有1200多项，今年要砍掉200多项。不能像开车一样，松了手刹，还踩着脚刹，明放暗不放。二是要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今年是在省一级公布，明年推向市县一级，晾晒清单，让社会监督，也让老百姓明白，权力不能滥用。三是要探索事中事后监管的新模式，包括扩大综合执法试点，对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食品安全方面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要有有效的监管方式。

　人们不是常说，穿鞋要合脚，施政也要利民惠民。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中国政府已经将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定在7%左右，表示想要实现一种新常态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虽然速缓，但是质更优。我想了解的是，中国从这样的新常态中能够获得怎样的益处？这种新常态的增长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会有何影响？您对于新常态增长是怎么看的？您对中国坚持实现速缓但质优的新常态增长是否抱有信心？

　李克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经济增速调整为今年预期增长7%左右，看起来增速是调低了，实际上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大了，已经超过了十万亿美元。如果按7%增长，那每年就要增加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注重质量、效益，促使中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那就可以在较长时期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我们实现现代化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世界也是巨大的贡献。

　你的提问当中实际上表现了一种担心，刚才美国彭博社记者提问当中也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继续放缓。我多次说过，在新常态下，我们会保持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如果速度放缓影响了就业收入等，逼近合理区间的下限，我们会在稳定政策与稳定市场对中国长期预期的同时，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来稳定当期市场的信心。我们这几年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可以说运用政策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

　我希望你们对我后一段话的理解是“如果”。当然，我并不否认，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有多重风险，关键在于新常态下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间找到平衡点，这就使我想起中国人发明的围棋，讲究既要谋势，又要做活，而做活需要“两只眼”。形象地讲，稳增长和调结构就是“两只眼”，做活了就可以谋大势，当然这需要眼光、耐力和勇气。我相信，大家同心协力，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的大盘、基本面持续向好。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多次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但是，也有人说，创业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是市场的行为，那么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还要操这么大的心、用这么大的力呢？

　李克强：谢谢你的好意，让我们少操心。但是不能不多操心啊，因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种改革，这也是历史的启示。回想30多年前，正是因为承包制政策的实施，调动了亿万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也因为允许人口流动，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我想起去年在我们推进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的时候，我去一个地方的企业登记场所，遇到一位已经退休的妇女。因为我们取消了注册资本的实缴制，她的热情来了，说要办一个婚庆公司，而且她说：“我知道这个地方办婚礼的老礼数，有些家庭希望这么办，我没有读过很多书，但这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我还到访过一些咖啡屋、众创空间，看到那里年轻人有许多奇思妙想，他们研发的产品可以说能够带动市场的需求。真是高手在民间啊，破茧就可以成蝶。

　市场活力的激发需要政府去清障搭台，今年我们要继续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实行“三证合一”，让服务业领域的一些企业注册登记别再那么费劲了。要为创业搭台，对企业特别是创业型小微企业，我们要更多地提供租金低廉的创业空间，给创业插上翅膀，还要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来吸引更多的种子基金。同时，还要进一步减税降费，让这些企业轻装前进。

　国家的繁荣在于人民创造力的发挥，经济的活力也来自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

　美国《赫芬顿邮报》记者：中石化、中石油这两个央企一直在妨碍环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尤其是汽油质量标准的确定和天然气的推行。您认为这两个央企真的在阻碍环保政策的落实吗？如果这样的话，中央政府会怎么冲破这种阻力？

　李克强：我理解你刚才一连串的发问，问的是人们包括在座各位普遍关注的雾霾等环境污染这个焦点问题。可以说，政府在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方面决心是坚定的，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但取得的成效与人们的期待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我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不达目的决不“停战”。

　治理环境污染要抓住关键，今年的要害就是要严格执行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对违法违规排放的企业，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坚决依法追究，甚至要让那些偷排偷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对环保执法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包括能力建设，不允许有对执法的干扰和法外施权。环保等执法部门也要敢于担当，承担责任。对工作不到位、工作不力的也要问责，渎职失职的要依法追究。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当然，治理环境污染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前些天看到有个别媒体报道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雾霾等环境污染治理的表述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我想说明，今年报告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把节能减排的指标和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排列在一起，放在了很靠前的位置。报告从调结构到提高油品生产和使用的质量等，都和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相关联，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人人有责的治理行动。当然，治理要有个过程，如果说人一时难以改变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新华社记者：去年以来银行不良贷款在持续攀升，影子银行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同时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了还债高峰。一方面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加大，另一方面金融风险也在累积。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李克强：刚才同时站起来两个人，你提了两个以上的问题，集中是在金融风险上。中国的确存在着个案性的金融风险，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还处于合理区间，而且我们的储蓄率比较高，地方政府性债务70%以上是投资性的，是有收益的，而且我们也正在规范债务平台，堵后门、开正门。就银行来说，资本充足率较高，拨备覆盖面也较广。虽然不良贷款也略有上升，但是在世界上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这里我要表明，我们允许个案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按市场化的原则进行清算，这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也能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今年，我们就要出台存款保险制度，而且要进一步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降低企业的资金杠杆率，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韩国广播公司（KBS）记者：近几个月中国CPI涨幅一直维持在1.5%左右，今年1月更是只有0.8%，我觉得中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是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出者，对韩国也有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李克强：关于通货紧缩，国际上有多种解释，比较一致的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物价总水平持续出现负增长。中国CPI或者说物价总水平1月份是正增长，2月份涨幅比1月份高，所以不能说中国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

　虽然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但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你说叫“输出者”，实际上我们是“被通缩”。我给你举个例子，去年，我们进口了3.1亿吨原油、9.3亿吨铁矿石，量是增的，没有跌，但是价格下来了，主要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对这种“被通缩”的问题，我们有应对，也有进一步的准备。当然，我们更希望世界经济能走出低迷，实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