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旼旼

　最近，美国密苏里州小城弗格森因黑人青年遭警察击毙成了美国舆论焦点，并引发全美大规模黑人抗议。很多海外观察者在分析这一事件时，都将美国种族问题归结于种族歧视的社会心理和执法过激、司法不公的政治现实。但其实，美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变化、族裔收入差距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事实上，弗格森已成为一个关于美国未来的隐喻，如果美国不能解决族裔间的经济鸿沟，那么这个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存在“内爆”风险。

　种族歧视批评者说，在这个黑人占总人口67%的小城，市长是白人，市议会6名议员都是白人，53名警察中50人是白人。

　但在一个民主选举社会，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只有一个，多数族裔没有将人口优势转化为选票优势。弗格森的地方选举投票率只有12%，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黑人放弃了投票权。究其原因，是黑人普遍贫困，受教育程度更低。

　更重要的是，弗格森地方治理结构和当下人口结构的不匹配，更有其历史渊源：弗格森是一座快速“黑人化”的城市。1970年，弗格森99%的人口是白人；1990年，白人占比降至73.8%，黑人占比增加到25.1%；而到2010年白人成了少数，只占总人口的29.3%，黑人占到67%。

　这种城市快速“黑人化”的现象在美国很普遍，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已经宣布破产的底特律市。

　如果对比弗格森和底特律“黑人化”的时间，可以发现，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黑人人口快速增加比弗格森这样的小城更早。可以说底特律黑人人口增加是城市黑人化的第一波，而弗格森则是第二波，而其背后的推动力都是经济因素。

　历史学家将第一波大城市黑人人口快速增加称为“大迁居”（Great Migration)运动。从上世纪初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北方城市能够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并且对黑人歧视更少，约有500万黑人从南方北上，进入城市居住。在这一轮运动中，美国80%以上的黑人完成了“城市化”进程。

　但黑人大规模迁入城市也带来严重问题：贫民区不断扩大，犯罪率飙升，城市贫富差距恶化。因此出现白人迁离（White Flight）现象，即白人从城市中心迁往郊区。而随着白人的离开，工作机会、城市税收开始锐减，城市的公共服务开始力不从心，于是便出现了底特律困境。

　当城市丧失公共服务功能后，经济地位更差的黑人也不得不向郊区迁居，于是出现第二波黑人向郊区迁居的势头，而白人则从郊区迁往更远的远郊区，这正是美国城市区当下愈演愈烈的去中心化和郊区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弗格森骚乱。美国最易爆发族裔冲突的往往是黑人或拉丁裔居民占多数的城市，例如弗格森（黑人占67%）、底特律（黑人占82.69%）、新奥尔良（黑人占60.2%）；而黑人或拉丁裔是少数族裔的城市往往很少爆发类似冲突，例如旧金山（黑人占6.1%）、波士顿（黑人占24.4%）。

　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这是因为，当更为贫困的黑人是少数族裔时，他们可以搭城市公共服务的顺风车；但当他们成为多数族裔，搭车人数超过买票人数，城市公共服务开始崩塌，犯罪率升高，族裔冲突反而加剧。

　因此，更加值得追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黑人必然贫困？这就涉及到美国族裔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了。

　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收入差距达2.7414万美元，比40年前扩大了42%。这意味着，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黑人的政治地位、平权保护以及各种政策福利都得到长足进步，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而非缩小。

　更令人担心的是，如今的美国除了贫困黑人外，还增加了更加贫困的拉丁族裔。统计显示，黑人周平均薪酬是白人的65%，而拉丁裔仅为白人的61%。而拉丁裔人口的扩张速度远超黑人，这将在美国制造一个更加庞大的贫困族裔群体。

　笔者曾两度在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小城短暂生活，对美国族裔间的不信任有着深刻个人体会。纽黑文的犯罪率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比美国97%的城市更加不安全。这里面就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1970年，白人占总人口的69.6%，而如今降至31.8%。2013年纽黑文发生20起杀人案，67起枪击案，犯人和受害者几乎全是黑人。

　在和美国教授和学生的交流中，他们对美国一流大学被黑人区困扰头痛不已。美国名校如芝加哥大学、加州伯克利、杜克大学等等都被黑人犯罪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因为大学没法像居民一样搬走，也无法阻止少数族裔迁居过来，因此成了哑巴吃黄连的冤大头。

　大学搬不走，但居民可以搬走，因此族裔收入差异已导致美国开始出现变相的“种族隔离”现实，这将加剧美国族裔间的不信任和冲突，也使得族裔融合和经济地位弥合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