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李宇嘉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以及“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战略，除了考虑稳定当前经济增速外，更多是为了未来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寻找新引擎。未来除了出台一些中短期刺激消费政策外，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构建消费型社会战略，将会成为改革重点。

　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已经跨入小康社会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我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不存在“无钱消费”的问题。一般来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居民家庭消费会出现爆发性、可持续的增长。但是，我国居民家庭的消费状况与目前人均GDP水平显得格格不入，而且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收入水平增长，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路径也没有形成。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阻碍，如劳动者报酬占比太低、收入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消费成本高等。

　近期，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的研究团队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家庭的消费模式进行了划分，并用生动形象的词语归纳出五种消费模式的类型：贫病型（医疗支出占比很高）、蚂蚁型（低消费水平是主要特征）、蜗牛型（房租房贷、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负担太重）、稳妥型（中等消费的家庭）和享乐型。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蚂蚁型家庭最多，约占30%；其次是蜗牛型家庭，约占20%；贫病型占16%。由此可见，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占大多数，而享乐型消费的家庭只占15%。

　当前，制约我国消费实现跨越式增长和构建消费型社会有三大因素：一是社会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不敢消费”；二是消费的成本太高，让老百姓“消费不起”；三是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老百姓消费实力不够。

　我国居民之所以维持高储蓄率而不去消费，不在于当下没有钱去消费，根本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未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支出，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是不得已的结果。因此，10月2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群众‘敢’消费，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全面推开大病保险，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事实上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预计未来中央会将部分事权上收，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的、普及型的社会保障供给将由中央财政提供，这也符合中央财政占大头（超过50%）的局面，西方国家也基本是这种做法。

　建立中央财政负担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完善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老百姓消费顾虑，让储蓄转化为消费的治本之策。西方国家的居民之所以敢将全部收入用于消费，甚至是负债消费，根源就在于基本社会保障能够到位，不存在以储蓄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动机。

　另外，消费成本高在我国是客观事实。我国居民之所以在国外疯狂购物、“网购”之所以在近年来特别火爆，国内传统消费高成本是主要原因。人工、铺面租金、物流成本过高，导致物价成本上升快，而对大宗消费的金融支持不足、交易环节税收负担重、行政管制下层层抽水，导致消费品附加成本过高。此外，消费性软硬件基础设施供应不足，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够，消费品质量识别成本过高。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改善消费环境，以及此前国家大力推进的简政放权、建设法治国家，事实上都在致力于净化市场环境，降低消费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让国民收入更多地向老百姓转移，将是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首先，户籍制度改革将会提速，这不仅关系到城市本地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能否向外来居民敞开大门，更关系到能否将边际消费潜力最大人群的消费能力释放出来，我国消费型社会能否构建起来，关键也就在此。其次，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改革将会提速，这是农村居民能否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资产红利，并将其转化为消费红利的关键。最后，收入分配改革将会提速。此前，过分重视效率优先的观念将会被重视公平替代，房产税、遗产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将会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