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有观点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伴随着“未富先老”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如何认识这种风险？

　蔡昉：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如果选择了正确的应对之道，则完全可以迅速走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按照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中国要实现在2010-2020年间GDP总量翻一番，考虑到这一期间人口增长率大约每年为0.3%，如果GDP每年增长7.3%，按照可比价格，到2020年人均GDP为8764美元，届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果在这以后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则会使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较长时间。一旦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时间过久，以至长期未能逾越这个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则可以认为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国家的经验还表明，与停滞的经济增长相伴而存在的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并竭尽全力要维护这个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格局。如果各种生产要素不再是按照生产率最高原则配置，而是按照既得利益最大化原则配置，则会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和发展停滞，一个国家不仅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能退回到低收入国家的组别中。

　中国证券报：推进新一轮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蔡昉：是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风险，我们可以通过改革使得发展更快一些。我们不能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速，但是通过深化改革，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这是中国经济突围的唯一出路。

　我们的测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10%—15%。

　中国证券报：通过深化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的逻辑是什么？哪些领域的改革亟待推进？

　蔡昉：改革是要消除抑制潜在增长率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约、现行投融资体制对投资效率改进的制约，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的融资瓶颈导致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约等。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具体而言，户籍、收入分配、金融、土地、混合所有制、财税等领域的改革亟待推进。

　中国证券报：如果考虑到改革红利释放的因素，对于“十三五”潜在增速的预测是否可以提高一些？

　蔡昉：当然。仅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做好，就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升1-2个百分点。这是要推进的改革优先领域。

　中国证券报：改革要啃硬骨头，如何才能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顺利推进改革？

　蔡昉：不可否认，改革面临如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问题，一些企业和部门可能会消极观望，甚至试图阻碍必要的体制改革，这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减速甚至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必须突破显性和隐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

　推进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过去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进”，即让一部分人获益而其余的人没有受损，这种改进大家都会欢迎。新一轮改革则肯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让一部分人分担改革成本。如果改革的整体收益大于改革成本，则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顶层设计者可以利用部分改革收益来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如果有一套比较好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机制，那么推进改革的阻力应当会大为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