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辉

　在信用债发行资质不断下沉、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与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压力持续交织的背景下，6月中旬以来，沪深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等机构相继进一步收紧了针对低评级信用债品种的监管。然而，在此期间，伴随着信用债市场监管的进一步趋严，大量信用债的信用评级却被上调。对于这些“时点微妙”的评级上调行动，一些市场人士提出质疑。一位固定收益资深交易人士指出，发债主体与机构投资者双方的利益驱动，应该是近阶段信用债评级异常大面积上调的最大幕后推手。

　信用评级上调成风

　今年5、6月份以来，随着各类发债主体上年年报和本年度上半年业绩预告的陆续公布，评级机构对于信用债市场的跟踪评级工作，与往年一样进入高峰期。而在年初信用债市场刚刚打破刚性兑付的“违约元年”，近阶段大量发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以及多个经营基本面并未出现明显好转的发债实体企业，其信用债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却普遍被大面积上调。

　来自WIND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0日，今年以来跟踪评级发生正面评级行动的发债平台公司合计53家，其中51家为主体评级上调、2家为展望上调，而在此期间发生负面评级行动的发债平台公司却仅为一家。

　就最近几周的情况来看，在高风险低评级信用债“戴帽限购”、去除质押资格等监管新政出台之后，相关信用债的信用等级上调行动似乎有增无减。来自招商证券的一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第一周信用债市场共计出现37项评级调整行动，包括33项上调行动和4项下调行动。当周合计26家发行人主体评级被调整。其中，25家上调，仅有1家下调；而当周31只涉及评级调整的个券中，有多达29只上调，仅2只下调。此外，中金公司根据不同口径给出的统计数据也显示，7月第一周信用债市场共单独公告43 项评级调整行动，其中评级负面行动数量也仅为8项。

　利益驱动或为幕后推手

　对于近期信用债评级大面积的上调，结合此前监管机构不断收紧针对低评级信用债品种的监管，一些市场人士对此表示出质疑。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减、房地产市场大概率周期性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峻和城投平台信用资质下滑已是公认事实。在此背景下，以城投债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平台债，其信用评级近期被大面积上调，难以令人信服。

　与此同时，在产业债方面，低等级高收益债券的信用评级，似乎也没有充分的上调理由。来自国泰君安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69只到期年收益率超过8%的高收益公司债中，有41只已公布中报业绩预告，其中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明确增长的债券只有14只。这显示出高收益债发行主体业绩改善程度，要明显弱于已发布中报业绩预告的所有上市公司整体。

　对此，固定收益资深交易人士进一步指出，发债主体与机构投资者双方的利益驱动，是导致近阶段信用债评级异常大面积上调的最大幕后推手。从发债方来看，在地方政府债务主体本息偿付压力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相当多的融资平台“借新还旧”已难以避免。为控制和压缩未来的发债成本，“旧券”评级的上调显然“势在必行”。而另一方面，对于作为重要潜在买家的机构投资者而言，随着低评级信用债“戴帽限购”、去除质押资格等监管新政的出台，大规模持有低评级信用债的机构，也同样非常期待相关债券信用资质的改善。

　在现有信用评级由发行人付费的制度下，评级机构上调相关信用债评级，对于利益相关方而言似乎“皆大欢喜”。但对于整个债券市场而言，显然是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