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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5日 星期一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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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PP贯通混合所有制

 推进PPP机制创新,一定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部署联系在一起来把握,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三中全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涉及几个概念的逻辑链接就是,确立“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即明确要按照现代国家要求来治理、发展中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治国理念如何具体化?于是有第二个概念——要“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并突破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千难万难反复探索总结终于形成了最高层面文件体现的共识。这个决定性的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被落实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表述上,就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产权制度,在这个文件里明确表示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我们过去已有很多争论的所谓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问题,一旦放到“混合所有制”概念面前,可以大大地淡化“贴标签”色彩。因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其容纳力和包容性完全可以是把“国”的、非“国”的、“公”的、非“公”的所有产权,以一个共赢的方式,在法治框架下无阻碍地实现相互合作,而PPP机制又正好在这里面贯通。

 一个PPP项目在产权方面没有硬障碍,是在一个法治环境下的多产权主体间的契约。最典型的即以SPV的形式组成特殊项目公司来运营PPP项目。这里面所有的股权都是有清晰归属,每一份标准化的股权属于其中的股东,认定以后不会产生法律上无法处置的纠纷(少数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大家在这样可预期的稳定的法治化环境下,来追求在共赢中目标利益回报的实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创新,汇入全面改革取向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其意义一定会超越我们关于筹资运营层面的一般理解。

 所以,PPP的机制创新决不只是一个融资机制的选择,现实中也是一个中国走向现代化全面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的战略性选择。在前些年的研究中,我们也特别看重一个问题:认识PPP应从一开始感到的融资方面的需要,提升到管理模式创新的需要。因为只讲融资,好像只是为缓解政府资金压力,如果在某个阶段上政府自己感觉压力不大的时候,就可能又回过头来对民间资本说“没你什么事了”。比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曾特别欢迎市政建设里民间资本的加入,但一听说有“四万亿”投资刺激方案,马上就变脸了,说“我们现在有钱了,不用求你们民营企业参加进来了”。这就是眼光不够高度,视野未达全局,没有看到这是改革实质内容的一种具体表现。实际上,民间资本的加入不只是缓解政府的资金困难,还会提升管理绩效水平,是从融资上升到管理模式创新的一种升级。这个升级再汇入以混合所有制为产权基石的全面改革,更是一个全局性的客观需要。

 作为研究者,我们很关注中国如果没有全面改革会遇到什么潜在危机,尤其是中国会不会受到“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种可能威胁。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经济体步入中等发达阶段,但是真正跨越这个阶段而进入稳定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寥寥可数。二战之后举得出来的,大致就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如要能真正按照“人本主义”立场并抛开“狭隘民族主义”,和世界民族之林其他经济体共同发展,按照这样的和平发展与崛起的愿景联通到所谓的“中国梦”,一定要有各种因素合在一起攻坚克难化解矛盾的全面配套改革。PPP的机制创新,就是使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得到各个方面更多认同,也得到政府应该“更好发挥作用”的各种可操作机制匹配磨合的一个重要改革事项。

 所以简要地说,作为研究者,应把PPP从融资视野提高到管理模式创新,再从管理模式创新提高到全面改革配套必备事项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当然,回到现实生活中间,当然还是碰到什么问题就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本土资本作为内地民营企业介入的第一个PPP具体项目,是上世纪90年代初泉州刺桐大桥建设项目。在此之前,已有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实施电厂、搞污水处理厂等等的BOT,但是到了泉州刺桐大桥建设,才开始有了当地民间资本和当地政府合作的项目案例,到现在这个项目还在运转,其中也有许多酸甜苦辣。当年我曾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现场研讨会,现在还准备再做些跟踪调研。我们愿意一起来推进各方面有关PPP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并积极促进PPP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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