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的“战车”在政府及企业纠结不已的氛围中缓慢向前，却抵挡不住连天“霾毒”的不断加重之势。这不得不引起业界反思：到底该如何化解目前的困局？

　河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郭斌对记者表示，当前大气污染防治成败与否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污染企业，而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积极性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正向激励，另一方面来自反向倒逼。

　他解释称，适度的财税减免以及落实环保措施的奖励自在情理之中。但企业作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主体，更重要的是通过约束机制来倒逼其搞好环保。

　郭斌认为，目前最迫在眉睫的是出台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这是在法律层面为推进制度化治理污染提供强有力支撑。“现阶段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吨钢铁如果加装脱硫设施，新增运行成本达100-200元，同样年产1万吨的两家厂子，守法的企业其运营成本要相对高出数百万元，这显然不公平。”

　燕山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宋来洲则对记者表示，一些地方政府仍难摆脱的污染防治与保GDP增长及就业的“纠结症”可能会延缓雾霾治理的成效，这也需要彻底解除地方政府的顾虑。

　宋来洲表示，国家即将启动生态示范区建设，其中就涉及一系列全新的制度安排。他指出，以环首都生态经济示范区为例，最核心的便是建立起针对经济实力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制度。“有些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且多年发展下来过度依赖一些‘两高’产业，无论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是治理污染，这些地区都将受到双重冲击。因此，由中央财政针对这些地区设立生态补偿资金，短期助其脱困，长期可升级为产业扶持资金引导其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转型，这些设想不难化作现实。”他说。

　郭斌认为，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还需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建立“倒逼”机制。除目前学界普遍提出的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实行绿色GDP考核外，对于这些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应引入“一票否决”制，以将“政治任务”的理念化作具体可实施的约束措施。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点已引起政策方重视。中组部近日就印发通知，要求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不搞GDP排名，选人用人不以GDP论英雄。

　“如果‘不以GDP论英雄’真的能落实为中央及地方的共识及自觉行为，那么无疑是为地方政府解除了悬在头顶上多年的‘紧箍咒’，大家才会专心地念好雾霾治理这本‘经’。”郭斌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