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人口转为市民，关键在于户籍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让农民转户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原来农民转城市户口的条件规定得很苛刻，现在想放开，尤其让中小城市放开，就发现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农民问‘你让我进来，有什么福利？’原来城市户口附加了很多福利，现在福利已经不多了，而且农村户口的福利在不断提高。”

　在肖金成看来，城乡二元户籍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当前的问题不是放开户口管制，而是取消城乡二元户籍。“我是你的市民，我给你做了很大贡献，你难道不应该给我提供公共服务吗？不应该给城市居民福利吗？”

　专家认为，为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有其他改革相配套。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认为，如果财税体制不改、地方政府不能摆脱土地财政，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就会面临障碍。“改革对于中国的城镇化至关重要。”

　乔润令还强调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农民分四类，一类是根本不愿意进城的农民，比如说北京郊区的农民，宁波的农民，他们觉得城市户籍含金量不行；第二部分人想进城，分享城市高的收入、好的教育资源，同时不想失去农村的土地权益；第三部分是已经在城市里头工作、生活、携家带口若干年的人，这都是要进城的，大概有三千多万；还有一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收入都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愿意回农村，不愿意干农活，甚至不认同农民工的身份。”

　乔润令认为，如果土地制度创新得好，土地、宅基地的流转能够带来相应收入，第二部分农民就会选择在城里买房和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