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莉

　脑控机器人、家庭蔬菜吧、电子机器狗、隐身衣……在深圳高交会上，层出不穷的新玩意和新概念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围观，同时，一些依靠传单吆喝、香车美女吸引人的展台也赚足了眼球。曾亲历多届高交会的老深圳人谢生看着这一科技“庙会”的现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与1999年首届高交会相比，现在展会虽然热闹了很多，但含金量可能少了，科技界内的专业性交流少了，创投的影子也少了。”谢生曾因工作关系而参加过前几届高交会，现在还依稀记得当年的盛况：除多个国家部委的高官列席外，全国各省区市官员也携代表团奔赴深圳参展，每个分会场都举办专业性思想论坛，而且论坛一开就是两三天，讨论的主题大多与前沿技术发展、科技产业化相关。

　谢生觉得，往昔的高交会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场面和高端定位，有它自身特殊的偶然性。例如，1999年正值科技股助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暴涨，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受到全球关注。同时，定位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开始出现发展乏力、缺乏主导产业抓手的困境，恰好需要科技的重新定位。回归不久的香港特区也需要通过高新技术跳板与内地进行技术和人才交流。种种因素成就了当时高交会全球瞩目的盛况。

　“不可否认，高交会曾给予华为、中兴等科技企业早期发展的机会，但如今随着全国各地展会遍地开花，要真正办成‘中国科技第一展’，还需要更多地发挥科技前沿信息交换与专业性观点碰撞的平台功能，而不是仅靠几个科技新奇的玩意博得掌声那么简单。”谢生说。在今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记者对组委会说：“高交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深圳味，少了些国际味道。”

　“深圳的基因就是能给高新企业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但现在高交会现场少了有核心技术含量的企业，不少以‘山寨’起家的低水平企业夹杂其间。现在很多小企业拿出的项目只是对海外已淘汰技术的模仿，它们只是为了挣点项目费用。如果仔细看它们展出的项目，就会发现少了很多核心技术要件。”谈及如今名目繁多的科技展会，在深圳大学工作的学者老袁略感失望。“深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自身的优势，如高科技人才、龙头企业的聚集效应、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均使深圳能敏锐地对国际产业信息做出反应，这也是深圳这么多年来能支撑高交会并获得明显成效的重要原因。但地方发展新兴产业不是一窝蜂地蛮干，如果政策过度超前，最后还是会产能过剩，LED和光伏就是前车之鉴。”

　专为科技孵化企业做项目评估的王博也认为，地方政府发展新兴产业确实存在发烧症状。“现在到处都在提发展新兴产业，地方政府也会制定技术发展的具体路线并配套资金，以此支持科技企业项目。为了获得资金支持，一些企业会在评估期间把实验室或办公室搭起来，招一些员工做项目推介。如果政府上一年支持A类项目，下一年企业只要走个形式，仍可以获得A类项目的资金，很少有人会关心项目的科技含量和转化成果，因为科技项目的效益很难评估。”对科技产品非常热衷的小陈曾在北京、厦门、深圳多地参观科技展会。在他看来，科技含量的减少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全国各地展会这么多，再好的企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展会上不断推出新产品，所以很容易看到在其他展会上已展示过的产品，这也使科技展会的新鲜度下降了不少。”

　科技“庙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方急于将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而忽略了科技企业自身的创新周期，拼命推新技术、新产品。“现在学界也开始呼吁地方政府对待新兴产业的态度要降一下温，避免出现新兴产业领域的‘大跃进’。”老袁觉得，搭建科技展会的交流平台，关键是需要思想和信息交流的碰撞。“只有运用高校研究的力量，通过孵化器的方式，使技术与资金、企业、创投机构等主体间的联系更密切，形成良性互动的模式，同时结合地方自身的金融和技术优势，诸如高交会这样的科技展会才能持续发挥价值，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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