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拉·萨巴奇

　发达国家最后的性别不平等堡垒开始崩塌了吗？在过去几周，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被提名为美联储首位女主席，卡尼特·弗鲁格（Karnit Flug）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以色列央行的女性。如果说金钱就是权力，那么女性将不再被排除在控制金钱供给的圈子之外。

　女性已经占据了17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行长之位，包括马来西亚、俄罗斯、阿根廷、南非、莱索托和博茨瓦纳等，但她们只是例外，一般的规则是，女性被排除在世界货币决策之外。

　耶伦的任命尤其重要，因为她打破了发达经济体的玻璃天花板。在她获得升职之前，G7国家没有女性央行领导人。此外，男性占据着全部23个欧洲央行理事会职位。自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只有三名女性被任命为外部成员，并且自2002年以来再无女性与该委员会发生关系。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也只有一名女性成员。

　如今，女性占据顶尖政治职位的可能性更大。默克尔最近第三次当选德国总理；英国选民也三次选择撒切尔作为首相，法国也有了女总理。但从未有女性接近这些国家的央行行长之位。

　平等性似乎对央行唯恐避之不及，就连以性别平等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比如，一直推行偏向女性政策、最近选举索尔伯格（Erna Solberg）为首位女首相的挪威，也从未让女性来看管钱袋——不管是央行、财政部还是该国强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最近强力推动变化的努力带来了反作用。为了在欧洲央行推行多样化和性别平等，2012年欧洲议会否决了任命卢森堡的摩尔什（Yves Mersch）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任命。但MEP随后并未提出合理的女性替代者，导致欧洲央行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期间的几周内人手不足。

　毫不奇怪，欧洲议会对摩尔什任命的处理遭到千夫所指，而摩尔什的任命最终还是得到了批准。但许多人从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认为能力和经验应该毫无例外地压倒积极歧视的错误观念。如果没有合适的女性候选人，则就应该让最佳候选人胜出，不管他是什么性别。

　但这一观点没有切中要害。为什么一开始会没有合适的女性候选人？女性获得了发达国家（包括欧洲）30%的经济学博士学位，难道就没有一人可以入主欧洲央行？在摩尔什任命的事件中，更合理的结论是一开始就没有采取认真的措施挑选胜任的女性。

　相反，女性候选人容易被忽视。不管是耶伦还是弗鲁格都是如此——她们直到更优先的男性候选者出局后才获得了任命。弗鲁格在没有男性对手的情况下最终获得了她的顶尖职位，尽管在寻找费舍尔（Stanley Fischer）后继者的过程中她一直担任临时央行行长。

　耶伦和弗鲁格都不缺少学术水平——她们都是卓有成就学者，也不适用万能的“经验有限”借口。弗鲁格自2011年开始担任以色列银行副行长；耶伦加入美联储已近二十年，先是在旧金山，随后又出任美联储理事会副主席。

　如果不是技能和经验的缺乏阻止了女性问鼎货币决策巅峰，那是什么？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作为领导人非选举产生、透明度十分有限的组织，央行就像是俱乐部，其成员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总是提拔同类；政府通常也助长了这一作风——总是充当橡皮图章批准央行更愿意看到的领导人候选者。

　如果性别是多样性的一个窗口，那么央行没有通过基本测试。促进多样性——不仅是性别多样性，在许多国家还包括年龄和种族多样性——既事关效率，也事关社会公正。更广泛、更透明的选人流程能减少集体迷思、挑战现状，并让央行更好地处理金融危机。耶伦和弗鲁格的升职是一个好开端；陈腐的大男子俱乐部之门应该开得更大。（宝拉·萨巴奇是漆咸楼国际经济学研究主管。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