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娜·皮斯托

　虽然最近一次美国债务违约的威胁警报已经解除，但这仅仅是暂时而已，因为另一场斗争很可能在明年年初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再次调高时爆发。

　在欧洲，危机的根源来自于单一政治联盟的缺位，但美国的危机则表明政治联盟并不是根治危机的一副灵丹妙药；在欧元区，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需要重新筹钱偿还的债务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否与议定的债务上限相抵触；在美国，斗争的核心则是这些资金究竟将用在何处。两者的区别其实归根结底也不大，而且也都不应该掩盖了真正的危机：一个高公共负债时代下的民主自我治理问题。

　1773年，一群所谓“自由之子”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而美国的建立者们也很清楚地认定，对预算的立法管制是民主治理的一大关键支柱。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税款依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债务融资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总支出（包括征税行为）超出总收入时，为旧债务重新融资的需求也不断扩大。

　通往大规模高流动性国际债务市场的广阔渠道，使得政策制定者们得以绕过某些最具挑战性的治理问题。比起处理那些关于如何分配有限资源的棘手问题，政府似乎觉得自己可以独占全部好处：一面维持低税率，一面依赖充足的债务融资来取悦选民。但不断增大的债务负担表明，这种形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已经腐蚀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因为政府财政逐渐由还债时间表决定，而非取决于选举周期。在经济增长时，债务融资可以让人轻易逃避那些艰难选择，一旦经济出了问题，债主们以及那些在违约预期中得利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这个力量来自于债务的本质。税款是政府对其公民财政预期的准权益要求。在提税方面获得大多数公民的共识是极难办到的事，并随着资本流动缩小了税基引发各国政府争相降低税率而变得越来越困难。

　相比之下，债务是一个答应偿还的契约承诺，但债主们大多都不知道这些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创设切实可行的体系去管理公共负债是相当困难的。目前提供的机制是一个以协议为基础、符合宪法的法定债务上限，以GDP的特定比率为限，或者像美国那样基于名义条款。

　欧洲的经验表明，以协议为基础的债务上限基本上没什么强制力。但正如美国最近这次僵局所体现的那样，在对外部债务融资的需要增加的情况下，拥有有效否决权的少数派可以在经济不景气时滥用法定债务上限。

　事实上，在债务融资腐蚀自我管治方面，为党派利益而滥用债务上限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常见。问题在于民主体制还未找到有效管理债务的方法。永不加税的承诺导致美国只能依赖债务融资——更可怕的是，依赖于那些时刻准备否决再融资的人。

　（凯瑟琳娜·皮斯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