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美国屡屡上演的政治僵局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两大影响。第一，深化了主要全球储备货币——美元和号称世界“最安全”金融资产的美国国债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债的主要投资者中国和日本都纷纷拉响警报。简言之，全球经济核心占据着一个无法正常运转的政治机制，这套机制时不时发出世界主要储备资产违约的风险。

　第二个影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0年配额和治理改革被进一步推迟，这项改革将倍增成员国的出资额，并略微提高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在2010年12月被IMF理事会批准之前，这一改革方案被称为“历史性”突破，然而却没有美国的批准，尽管该国拥有IMF重大决策的实际否决权，但却实质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美国违约风险最终因债务上限形成了政治一致而得以化解，这一幕在2011年就发生过。但是，最近的债务上限之争充分表明，全球化的世界应该有一套更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前的“无体系”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权宜之计。

　修正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教训之一。国际金融方面已经有了重大（尽管有欠全面）的改革，但2009年和2010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包括IMF的变革方案——并未出现重大行动。

　改革的第一要素应该是给予当今世界唯一真正的国际货币——始创于1969年美元危机后的IMF特别提款权（SDR）——更大的角色。SDR的创立伴随着一项承诺，并写入了IMF协定章程中：“让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第八条第7款和第二十二条）。但这一承诺至今形同虚设，SDR只是在危机爆发时发放过几次。

　IMF协定章程应该作出修订以允许更灵活地使用SDR，复制中央银行的操作方式。也就是说，SDR应该在全球衰退期间创造，在全球繁荣期间收回。SDR还应该成为IMF的主要资源，取代成员国的配额认购和IMF贷款（这有望使IMF成为纯粹的基于SDR的机构）。最简单的方法是各国将它们得到的SDR“储蓄”在IMF，IMF将这些SDR贷给各国并将剩下部分投资于主权债券。

　此外，IMF而不是G20国家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成为真正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工具。由于其他全球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将继续作为全球储备资产与SDR共存，因此，另一个全球宏观经济合作的根本性要素，应该是定义发行储备货币的各国或各地区的具体义务。

　国际货币改革的另一项要素是更好地管理全球汇率体系（或者说也是“无体系”），此项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避免货币“操纵”，但必须明确定义什么是操纵。改革还应该降低近几年来出现的剧烈汇率波动水平。

　长期全球金融讨论还明确地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资本流监管（用当前IMF术语讲，叫“资本流管理措施”）必须有“宏观审慎”的基础，这一点在2011年的G20戛纳峰会被接受，IMF也在去年接受了它。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治理改革，给予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话语权。一个核心要素是要一劳永逸地取消任何单个国家的否决权。全世界正在焦急地等待美国政治领导人像成年人那样行动，维持“无体系”现状的成本早已一目了然。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