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尔·拜德

　金融界正在热议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被提名为本·伯南克的继任者，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事件。但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却被忽视：美联储——事实上，任何一家中央银行都是如此——应该获得多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实验，比如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在过去五年中所实施的大规模量化宽松。

　当然，大胆实验有其作用。生活中大部分重要决定说到底都是盲目的，被接受的方案最后常常是错误的。比如，如今用酒精清洗伤口被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它杀死了抵抗感染的白细胞。事实上，冒险试验和频繁错误促进着人类的发展。但经验一再证明，对于政府机构，不受约束的大胆行动几乎总是不值得追求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具有极高的破坏力。

　美国政府制度给官方行动施加了特别严格的约束，这反映了美国人对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的怀疑。其政治制度基于一个精心设计的制衡系统之上，这一系统强调可问责性，有助于控制当权者的误判和假公济私。在信念和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美国制度支持公开辩论以调和诸多观点。毕竟，如果人民的意见能够被聆听，他们是愿意妥协的。

　但制衡也有可能妨碍重要改革。事实上，制衡正是美国直到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出台才建立永久性中央银行的原因之一，美联储的成立远远晚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中央银行，而在成立之初，美联储的权力仅限于防止金融恐慌和货币崩溃。美联储由12个地区性储备银行组成，这一事实反映的是其成立之初人们的担忧——货币政策可能被华尔街大佬绑架。

　物换星移几度秋。如今，12名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手握重权，他们通过闭门会议决定着利率、管理着货币供给，其决定不会受到审核和挑战。养老院因为城市改造而被拆迁，退休者可以起诉；但如果美联储的金融抑制剥夺了他们的储蓄回报，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美联储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就像是国家安全局的恣意监视一样，破坏了普通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占领华尔街运动指责美联储为大银行利益服务，美联储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论输家赢家的抽象理论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民主问责的基础上。

　更加分散的货币当局能更适合美国的民主传统和经济现实。政府只直接提供少量货币“基”层；大部分货币是通过银行扩张信用创造出来的。这一“贷而贷”的过程通常能够有效地配置货币和信用；但也会过度借贷，造成通货膨胀甚至引发经济崩溃。

　但集中的一刀切货币政策无法可靠地抵消繁荣和萧条，而往往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比如，尽管提高利率有助于抑制通胀，甚至可以预防信用泡沫，但也不分优劣地抑制了借贷。

　更好的办法是监管具体的银行、分行甚至贷款，同时将美联储的干预限制在保证充足的货币基量、充当恐慌期间（如2008年金融危机）最后贷款人的初始目的上。

　回归货币分散要求彻底的政策变化，包括实施类似于1930年的法律，让监管者监督银行，保证存款保险可靠且全面，并遏制表外金融活动。美联储和其他监管者必须提供资源并支持该领域的监督者。

　此外，国会应该削减美联储不现实的确保低失业和控制通胀的权力。尽管美联储应该负责预防可能触发不可忍受的通胀或大规模失业的货币不稳定，但其政策无法兼顾价格和就业的岔流。遭遇激流时，最好的策略是集中力量保证独木舟不至于倾覆，而不是担心能否保持笔直的航向。

　当然，实现彻底的分散化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国会必须就自上而下货币政策话题进行审议。通常，美国立法者会把技术问题交给专家处理。但是，这些专家的确信度往往并不能得到保证，又往往隔绝于各种观点，出于这些风险，立法者应该明智地保留重要问题的决定权。事实上，美国宪法给予了国会很大的权力，包括宣战和为军事行动提供必要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政策的重大变化——如决定购买数万亿美元的证券、将利率压低到近零水平等——将容易受到立法批准的约束（紧急情况除外）。这一制度将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但也能将艰难政治决定的责任落到应有之处——民主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头上。

　经济规模更小、更同质，政府分歧更小、权力更大的国家可能无法从更分散、更多立法机构审议中获益，比如欧洲央行面临着独特的治理和合法性挑战。但是，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中央银行都是极度重要的机构，不能由技术官僚把持。（阿玛尔·拜德是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教授，著有《呼唤判决》。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