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风险在金融领域，城镇化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预防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投资的过剩和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债务风险。城镇化过程中的过度借贷，将会促成金融方面危机的发生。”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对融资平台要长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政策，尤其是在新的城镇化发展和政府换届后的一段时期，应避免由于政策松动，导致平台规模再次迅速增大，以审慎的态度始终注意控制总量的增长。应清醒地认识到，如同欧盟财政问题是由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样，融资平台在中国也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从而有着强大的持续发展冲动，只要环境稍有改善就容易获得迅速发展。”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贾康：“除了对信托理财产品加以规范约束等等之外，还要更积极地推进金融综合配套改革，使金融产品更多样化，使金融的生态环境和市场的竞争更健康化。另外也必须肯定地方政府层面的融资是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必然产生的需要，这些融资需要的满足，必须得到相对应的阳光渠道和方式的回应。从中长期来看堵不如疏，制度建设、阳光融资这方面的工作要更加重视。”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马骏：“应该逐步建立以透明地方债为主体的、有自我约束机制的地方融资体系。将许多隐性负债，比如平台债，转化为公开的政府直接负债，以便早期就能识别和化解风险。而风险较大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券市场会以比较高的乃至惩罚性的利率抑制其融资能力。应该首先由财政部对地方政府风险指标进行详细分析，选择一批偿债能力达到标准的城市，允许发行市政债，从刚开始的十几个城市，五年内逐步扩大到近百个城市。”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应引起重视，要让地方政府亮出家底，关键是让地方政府编制资产负债表。如果要求所有地方政府马上公开负债表难度较大，要一步一步来，关键要开始建立一个机制，从有条件的、经营规范的地方开始进行。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地方政府明白，发展是可持续的，今天的发展不能以吃明天的午餐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