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人们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在初次分配环节中劳动力要素定价过低，在再分配环节中存在一定程度逆调节现象，在第三次分配中存在着规模较小的突出问题。但是，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最主要成因并不在前三次分配之内，而在其外。

　1、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态所决定

　第一，我国中低端产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较重，大量出口产品附加值很低。与这种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劳动力结构呈明显的金字塔型，劳动力总量中低端劳动力比重过大，这些劳动者的收入与少部分薪酬几乎接轨国际的金领阶层（比如金融、上市企业高管）的收入形成巨大差距。

　第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根据世界银行WDI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2010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7589美元，城镇化率为49.95%；比中国发展水平稍高的厄瓜多尔人均GDP为8028美元，城市化率为66.9%；与中国发展水平接近的牙买加城市化率为53.7%；而比我国发展水平低的安哥拉、约旦的城市化水平也达到58.5%、78.5%，都高于我国的水平。我国的城市化率严重滞后导致大量人口滞留在生产相对低下的农村地区，使得每个农户实际耕作的土地面积极其狭小，总数为7亿的农民耕种18亿亩土地，户均耕地面积只有8亩，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最低耕作面积。这无疑是造成农民增收困难，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国家发改委社会所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64.5%。

　2、起点不公平是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最大的问题

　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总收入在参与社会生产和管理的各主体（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即各主体凭借其提供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土地、水、矿产、能源、环境等）、技术、管理和服务等生产要素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在资金、自然资源和服务等要素获得与利用方面不规范，就会导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起点不公平，也即是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起点不公平，从而也就决定了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我国许多类型的收入差距正是在较大程度上由这种起点的不公平所导致。垄断行业的暴利在较大程度上是因为依据国家的特殊准入政策垄断性占据某类资源或者某类服务，城乡差距在较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等方面享受到不均等的公共服务，国有大企业职工福利好在较大程度上则在资金和政府服务等获得方面享有更多的优势，政府收入比重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土地、水和矿产等自然资源使用权的转让及其定价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或者直接的决定权。由此可见，我国国民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都与初次分配起点不公有关。

　3、我国第四次分配涉及范围广泛

　首先，从涉及行业而言，发达国家的地下经济多盘踞于少数行业，而我国的地下经济几乎涉及所有行业。在意大利，由于监管的严密，地下经济多局限在传统民族工业（如制鞋、酿酒等）领域；而在台湾，地下经济则多为用人少、噪音小、占地少的电子产品生产，这样也可以避免树大招风。相反，我国除了市政等公用事业、大型基础工业、核能利用、航天、军工、飞机与重型机械制造等少数关键领域外，地下经济几乎涉及了所有行业，尤其在加工行业和服务行业，地下经济占有相当比例，其影响不可小视。如我国的黑生产加工内容从生产工具到日用生活消费品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其次，从涉及地区而言，发达国家的地下经济多有地区局限，而我国的地下经济则遍及全国各地。在美国，地下经济多集中在芝加哥、纽约、迈阿密等地，因为那里是黑人和亚裔及拉美裔移民集中的地区，社会秩序比较乱；在意大利，地下经济大多集中在南部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因为那里在历史上就是无政府主义和黑手党的老巢，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与此相反，我国的地下经济遍及全国各地。

　第三，从涉及类型看，我国第四次分配既涉及制假售假、走私、贩毒、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涉及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偷税漏税、超范围经营、非法用工、挂靠经营、入股、兼职、第二职业及不动产租赁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