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杨涛

　1992年1月下旬，邓小平到深圳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被称为影响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命运的“南巡讲话”。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到深圳和广东等地调研，释放的改革决心令国内外各界所瞩目。

　回顾历史，“南巡讲话”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表面上看，是要不要市场的问题，实际上则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新划分，是用市场机制支撑强政府的出现。相比而言，当前矛盾更加突出，表面上看，有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速下滑、两极分化严重等诸多困扰；实质上看，则是公众对于政府行政权力扩张的担忧；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职能的边界约束问题。

　首先，1994年以来的改革，之所以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发展模式。就此意义上看，这一时期的改革是明确了以市场机制服务于“做大经济蛋糕”的思路，在此过程中政府功能全面得到强化，这反而与改革初期有所区别。以最能体现政府边界的财政税收规模来看，1979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8.2%，此后一路下滑至1995年的10.3%，然后逐年回升，2008年后回到20%以上。如果考虑全口径的政府收入，那么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资源比重，已经到了超出合理边界的地步。1994年的改革，是对上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型改革的收缩，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传统东亚型模式的确立。而近期应该启动的改革，则应当转变过于扭曲的分配格局，走向“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改革路径。

　其次，在明确了新时期深化改革的内涵之后，则需认识改革的推动机制问题。可以说，任何成功的改革，必然是因为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有些改革陷入误区，也是因为并未充分体现多数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以金融改革为例，一种不好的现象，是金融创新成为部分行业、机构谋取超额利益的工具，而非真正服务于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服务于实体经济中多数人。当前要继续深化改革，关键不在于社会精英的顶层设计，也不应该由政府以改革的名义涉足于方方面面。就此而言，深化改革不是造出轰轰烈烈的新运动，也非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应该设计出合理的机制，使得多数利益相关者，都在改革方案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参与进去。

　第三，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是历次重大改革的焦点。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央财权一度弱化，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界，到进入21世纪，中央政府在财权、事权等诸多方面又逐渐体现出集中性特点。当前，地方政府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承担了日益繁重的任务，地方投资功能不断强化，使得现有的财政与金融管理体制逐渐无法适应。在此情况下，改革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管理体制、财税管理体制，显然是目前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环节。当然，也有人担心对地方过度放权，会加重地方负债、金融风险、重复投资等问题。然而，只要下决心推动以下两方面制度改革，这些都应是可控的。一则，努力使地方官员的政绩与GDP脱钩，围绕就业、地方公共服务等衡量指标，为地方官员设定一套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跳出投资惯性，在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居民消费和福利等方面开展有效竞争；二则，在地方层面上逐级试点政府政策的公共选择机制，使政府经济行为受到地方公众的有效制约，这样显然会逐渐消除地方政府行为的“失控”现象，减少诸如政府投资中低质量的路桥建设、低效率的地铁项目等。

　最后，不应把改革仅限于各方利益的权衡上，需要重树市场经济道德伦理，促进精神文化层面的改革。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的，更是伦理的，它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是多赢的经济。所谓文化层面的改革，不是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多少GDP，不是流于形式的口号，而是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继承发扬中，寻找道德的标准。从市场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在改革通常难以达到共赢的情况下，使得多赢成为新的市场经济认同点。

　总之，要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局，需要把经济动力从外部转到内部，构造一个市民社会和消费社会，这需要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二次改革。作为合理的改革主线，政府应该作为改革的促进和服务者，而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全面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