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又降息了。从2011年8月起巴西连续10次降息，基准利率从12.5％大幅下调至7.25％，降息幅度高达42％。此外，近期韩国时隔三个月也再次降息。巴西以及诸多新兴经济体的降息行动，让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前景愈发担忧。毋庸置疑，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确实是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

　从全球宏观经济大背景看，发达经济体疲软难以支撑新兴市场出口。政治周期、地区动荡和经济周期三者的叠加效应，使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风险高企，财政紧缩压力较大，银行业持续“去杠杆化”，内需萎靡不振。由于新兴经济体外需主要来源于欧美发达经济体，新兴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受欧美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据IMF测算，欧美外需每下降1%，就可能致使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中国、菲律宾和印尼的GDP分别下滑0.56%、0.44%、0.39%、0.37%、0.33%、0.28%、0.26%和0.1%个百分点。一旦欧洲债务危机出现继续恶化或者减赤计划严重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新兴市场经济复苏将可能会面临外需萎缩的负面冲击。

　从全球货币政策角度看，发达经济体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亦将加大新兴市场的困境。总体来看，美国近期推出的QE3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的风险仍大于收益。QE3可能再次引发新兴市场之间的“货币战”。QE3出台使得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出现连续贬值，新兴市场为了争夺本来已经大幅缩水的出口市场，难免会加大对本币的干预力度，迫使本币贬值。一旦新兴经济体步入“竞争性贬值”，不仅将导致全球贸易出现大幅波动，复苏将更加艰难；而且将可能加剧自身资本的大幅外流，爆发货币危机的概率将会大增。此外，QE3引发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这将进一步加大新兴市场通胀反弹的压力，新兴市场陷入滞胀的概率大增。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的通胀率不仅高于央行的上限，而且出现反弹迹象，因此未来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空间将进一步压缩。

　从全球资本流动角度看，未来跨境资本过度流动可能继续加剧，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较大的风险。包括QE3在内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显著增强了全球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加之美元贬值预期强烈，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趋向更为剧烈和频繁，很可能将跟随各国货币政策的变动而加快在不同市场的进出，从而加剧各国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波动。

　这将给新兴市场带来以下三大风险：其一是系统风险。跨境资本的过度流入，将会引发本币汇率升值，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影响复苏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还会形成货币供给的被动扩张，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致使刚刚摆脱衰退泥潭的宏观经济出现过热趋向。其二是表外风险。跨境资本流动中的表外资本流动主要通过非正常渠道进行，而没有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正式记录，从而成为大量外资内流、内资外逃的主要途径。由于难以准确统计，监管难度相对较大，表外资本跨境流动往往会对经济体国际收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其三是投机风险。复苏阶段经济态势的向好可能吸引大量投机资本迅速涌入，而市场风向的变化以及人们预期的调整又可能引发跨境资本流动突然转向。跨境资本流动受投机因素影响出现的急剧波动，将会对区域经济金融形成较大的冲击，甚至可能导致危机爆发。

　从新兴市场自身角度看，新兴市场制度建设和自身能力的欠缺致使其经济长期内仍将难以与发达经济体脱钩。长久以来，新兴市场在制度、技术和生产能力建设方面与发达经济体有较大差距，然而由于技术壁垒，新兴经济体难以迅速提升其能力，同时也没有抓住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构建良好创新体制的大好时机，技术创新、创业产业和企业设备管理状况不佳，潜在生产率没有大幅改善。同时，包括环境、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概念缺乏基础技术支撑，再加上技术资本交流不充分，致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转型过程中面临较大挑战。

　虽然21世纪前十年，新兴市场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这仅是表面现象，新兴市场真正崛起则需要抢占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和产业的制高点，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潜在生产率，既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又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引擎转型，创造新的增长点，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应着眼长远，制定一系列绿色政策，逐步推动低碳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坚持内需为主、内外需结合的原则，着力增强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经济金融一体化和经贸合作，并深化和加强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建设，提升金融综合化和国际化水平，促进新兴市场经济在中长期内实现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