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鑫

　一方面用工成本降幅不大，另一方面物流成本还在上升，同时“母鸡带小鸡”模式在实际中的情况并不理想，低端制造企业开始转向周边国家

　成本“洼地”不及预期

　低端制造难以容身

　从深圳北坐高铁向北行驶两个小时，在湖南的郴州西站下车，再打车向东走大约半个小时，便来到了位于郴州城区东部的出口加工区。在烈日的暴晒下，建筑工程机械依然轰鸣，工人们正在建造用来承接产业转移的标准厂房。根据规划，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填满”工厂。

　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从去年初开始从深圳逐步往郴州转移。公司主要产品镍氢动力电池、锂聚合物动力电池的产能规模在行业内排名前三。公司董事长在郴州市于东莞举办的招商会上认识了当时的市长，并被优惠条件所打动。公司比较讳言所获得的政策优惠，但据郴州市商务局投资联络科科长欧阳国介绍，为了引进好的项目，政府可以一事一议，在土地、税收等方面提供非常优厚的条件。比如，对新引进的国内500强生产型企业，自投产年度起，企业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在3年内全额奖励给企业。

　除了看中郴州提供的优惠条件，格瑞普新能源还有着自己的小算盘：郴州地处湖南，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招工更为方便，有利于降低成本；未来郴州出口加工区发展逐渐成熟后，广东大量的电子企业会搬迁到这里，将有利于拓展下游市场。

　从公司在郴州的实际经营情况看，生产成本确实有所降低：厂房的租金在深圳是14-14.5元/平方米，在郴州使用自己的土地，因此不用交租金；水价在深圳是4.5-4.6元/吨，在郴州是2.8-3元/吨；工人的工资在深圳为2500元/月，在郴州为2000元/月。

　数据显示的低成本效应十分可观，不过，在格瑞普新能源看来，成本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公司人事行政主管高政斌说：“搬迁以后，由于招工比较困难，只能放宽年龄要求。工人的年龄偏大、素质偏低，有的以前在家种地，都没有进过工厂，来了以后不适应公司条条框框的约束，生产效率下降。综合生产成本下降只有20%左右。”

　“一般情况下，年龄在18-35岁的工人劳动效率更高，这部分工人在深圳工厂的占比是70%以上，在郴州工厂只有40%。”高政斌分析，“工人的一些福利也比深圳更好，如在深圳不包吃住，但这里要管；‘五险’的基数比深圳高，在深圳可以按最低工资去缴‘五险’，这里必须按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缴纳；工伤保险的费率也更高。”

　与格瑞普新能源同处郴州出口加工区的炬神电子有限公司同样面临用工成本下降不及预期的问题。该公司为台资企业，主要产品涵盖机顶盒电源、LED电源、适配器等三大类，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前列。去年9月，公司与郴州签订投资协议后，迅速将总部和生产基地从深圳往郴州搬迁，当年12月便投入试生产。

　深圳出现的招工难问题是炬神电子选择搬迁的主要原因，但搬迁之后的用工问题依然令公司头疼。公司行政经理周念说：“除了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生产效率下降，工人频繁跳槽也影响生产。只要其它哪个地方涨工资，工人马上就会流动，这部分不稳定的工人大概占10%。工人人数规划是1500，但现在只有1200多，主要就是因为员工流动，因此公司要经常招聘和培训员工。”

　一方面用工成本降幅不大，另一方面物流成本还在上升。格瑞普新能源绝大部分产品直接或间接销往国际市场，产品出口率达80%以上，主要市场在欧美国家。因此，公司产品要到深圳通关，物流成本是上升的；在湖南通关成本更高，因为货物要拉到长沙中转，时间拉长5天左右。

　作为郴州市政协委员的周念曾在“两会”期间建议政府帮助企业解决物流问题。炬神电子的原材料主要从珠三角采购，产品还要运到珠三角再分发到全国各地。“面临类似情况的电子企业还有好几家，物流完全可以统一做，但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公司现在自己做物流，要养两台车，每天为此付出的成本达7000元。”

　与物流成本上升相关的是产业配套不完善。高政斌表示，下游企业没有搬过来，本地市场没有打开。公司在湖南的工厂主要做镍氢电池，规划新增就业岗位5000多个，但现在工人只有1300人，主要是因为锂电池项目还在深圳，镍氢项目还有三分之一在深圳。园区要建设的富士产业园要引进顺德那里的一大批小家电企业，但产业园规划的建设期就有三年。

　在周念看来，产业转移理论中的“母鸡带小鸡”模式在实际中的情况并不理想。电子行业是园区定位的重点之一，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应引进一些基础配套，比如PCB、电容等产品是每一家电子企业都会用到的。配套企业并没有一起搬过来，主要是因为政策优惠条件没有吸引力。但随着引进项目的增多，园区能够提供的政策优惠将越来越少。

　“格瑞普们”在为搬迁后的生产经营环境感到不满的同时，一些沿海企业正在将工厂搬向用工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7月18日，业界传出运动服装品牌阿迪达斯决定关闭其在华的最后一家直属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全资子公司的消息。阿迪达斯公司的缅甸工厂工人月薪130美元，而苏州工厂人均月工资不低于3000元人民币。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则已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

　日益上升的用工成本正在压缩企业在国内转移的空间，对劳动力成本十分敏感的低端制造企业开始越来越多从中国转向周边国家。China Briefing的调查显示，中国最低工资约为印度的二至三倍，是亚洲国家第三高，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泰国。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的最低工资将翻倍。

　专家认为，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并不大，企业在国内寻求廉价劳动力已十分困难。预计从明年开始，中国就会迎来劳动力供给从充足到紧张的拐点，劳动力价格将呈现刚性上涨趋势。从综合要素成本看，中西部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其中的低端部分转到中西部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中国3亿农村劳动力中，有2.89亿在流动，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因此企业搬迁到中西部获得的劳动力价差并不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沿着陇海线作过考察，沿线的工资水平相差很小。预计2015年国内将迎来劳动力从净增加转向净减少的拐点，工资上涨趋势很明显。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罗松山表示，经济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但是人口又跟不上来，劳动力价格自然会上涨，预计明年开始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全面紧张的状况。当然，有一部分低层次的劳动力，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低端制造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也不愿意承接低端产业，尤其是低端的来料加工企业。

　“深圳的工厂什么时候搬过来要看未来湖南工厂的经营情况。”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有关人士称，长远看，在深圳的发展难以为继，公司因此下决心往湖南搬迁，但在这边建厂的效益并没有预期那么高。不少同行没有搬迁，而是选择观望。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中西部不少地区“十二五”时期发展经济倚重的一大抓手——承接产业转移正面临重重掣肘：用工成本上升、产业配套不完善、沿海地区延迟空心化、发达地区内部承接转移、低端制造企业开始转向周边国家……沿海产业大规模西迁步履渐缓。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产业转移虽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中西部地区应走出简单复制沿海地区发展模式的思维误区，挖掘内生增长潜力，根据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合适的增长模式。沿海地区也难以承接发达国家更高端的产业，亟需突破增长瓶颈。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政策着力点应放在破除技术创新面临的障碍，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尽快形成气候。

　CFP图片 合成/王力

　政策博弈“抢”制造业 企业偏好就近搬迁

　格瑞普新能源往郴州转移的脚步变得迟疑起来。“当时往这里搬迁时，深圳市有关部门就进行了挽留，并许诺提供优惠政策，考虑到公司长远发展需要拓展内地市场，我们还是决定搬迁。但到底什么时候把工厂都搬到郴州，现在还不好说。”高政斌说。

　根据原先的规划，湖南格瑞普新能源项目投资3.2亿元，占地面积14.53万平方米，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实现工业总产值20亿元。完成产业转移计划分两期进行：一期建年产3亿支的镍氢电池生产能力；二期建年产1.5亿安时的锂聚合物动力电池生产能力，同时建成利用废旧镍氢电池回收稀土并生产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

　如今，格瑞普新能源已经在郴州获得14.53万平方米土地，大片的土地被闲置，二期项目到底何时开建，还没有确定的时间表。“锂电池项目要两年以后才会搬过来，具体时间不确定。由于订单状况不好，搬迁的镍氢电池生产线实际产量只有规划的三分之一。下一步搬迁估计要看这里的经营状况。”高政斌说。

　格瑞普新能源的一些同行并没有搬迁，而是选择观望，除了担心搬迁后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还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挽留。

　专家认为，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国内需要稳增长的背景下，沿海地区会采取一些手段留住制造业。这会使产业转移速度放缓，同时也会影响沿海地区调结构，但这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接受国务院研究室指导的独立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一项针对深圳的研究显示，18个行业在2006年就开始转移，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料等行业位居前列；到2011年，电子信息、金属制品、机械、建材、服装等行业的转移位居前列。转移出去的产业技术含量呈现上升态势。

　“深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一部分如服装、家具等已经转移得差不多了。产业空心化问题要引起真正的重视，不能把制造业都搬出去只剩下服务业。”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执行所长刘容欣说，“光搞服务，服务谁呀？我们希望企业搬迁的时候并不是整体搬，而是把制造环节搬迁出去，总部留在深圳。另外，一些传统制造业还是要有所保留。”

　与深圳同处珠三角地区的东莞面临更大的压力。综合开发研究院一项针对东莞的研究显示，东莞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外科手术”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即整个制造体系都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来得快去得也快。刘容欣认为，东莞的制造业比深圳更低端，受成本上升、需求萎缩、订单外流等因素影响，不少企业需要关停或者外迁。

　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综合科科长叶琨洪并不愿意多谈企业倒闭的情况，只是称“这几年企业生生死死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他尤其担忧制造成本的不断上涨：“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是个很麻烦的问题，不只是对沿海地区，东莞现在做的是尽量延迟产业空心化，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让企业厂店合一，尽量在东莞扎根。”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表示，从保增长到稳增长时期，产业转移受到负面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时，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就曾拿出一些资金给准备迁移的企业，让他们落户。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企业在沿海比较多，过去一段时间是进行限制的，现在是有一定的支持，就是为了避免“空心化”。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延缓转型和结构调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副院长曹和平表示，延迟空心化实际上是要把在当地不具备优势的行业通过政策补贴存留下来，这和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都属于当前出现的抢制造业趋势。出现这一趋势是因为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地区都没有出现新技术和新产业群。在过去50年间技术发明周期和经济商业周期结构耦合，可是，到2003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这一耦合出现裂变。在寻找新一代产业群完成之前，将会经历一个调整期。

　专家同时指出，政策挽留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企业该搬迁的还是会搬，从承接地看，企业更偏好就近搬迁，甚至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能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尽管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也能产生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大的转移趋势。

　数据显示，1990年，东部地区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占比接近60%，到2005年上升至超过72%，但是到2011年已下降至低于60%。相应地，1990年，中西部地区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占比略超40%，到2005年下降至不足28%，但是到2011年已上升至超过40%。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罗云毅认为，从相对转移角度看，东部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会关掉一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但同时会新增一些更先进的企业。另外，东部地区内部还有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亟待发展。因此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能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而不是东中西大区域之间。至少“十二五”或更长时间内，不会发生一般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的大规模转移。

　企业发达经济区内部的搬迁也遵循就近原则。刘容欣表示，广东为鼓励企业在省内转移，在2008年就出台了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并拿出数百亿资金。但深圳对接的清远、河源等地企业去得并不多，很多企业去了惠州。

　王建表示，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就寄希望于通过产业转移来弥补地区差，但最终发现低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量很少。企业更关心赚钱，而不在意地区间发展是否平衡。

　企业更偏好就近搬迁，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能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尽管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也能产生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大的转移趋势

　重塑模式再造增长 创新障碍亟待破除

　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形势扑朔迷离，并没有想像的那么乐观，但中西部不少地区正在把“十二五”工业部门的发展寄托在产业转移上，纷纷提出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把本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

　湖南省商务厅厅长谢建辉表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始进入转型发展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大规模转移的黄金期应该就在最近的三到五年，时间不长，时不我待。当前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各地都在争抓对外开放新机遇。如果不能把握这一机遇，就会出现国际和沿海资本“跨梯度”转移，丧失发展良机。

　这一发展思维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还有此前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作为榜样，有学者将这一发展模式归结为东亚模式或者欧洲平原大陆模式。

　然而，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正面临完全不一样的承接产业转移形势。专家认为，其经济发展应当趟出一条新路，寻找新的增长模式，尤其要重视培育内生增长动力。

　罗云毅表示，如果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将“十二五”工业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东部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上是不切实际的。即使确实有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产能或企业，那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东部看来已相对落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连粤北、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都不愿意接受。

　“如果中西部把产业进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产业转移上，建立起先进的制造业基地、高科技产业基地可能性不大。”罗云毅认为，中西部地区应争取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投资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制定鼓励承接产业转移政策的同时，把政策重点更多地放在如何帮助中西部地区激励和动员自身的内在潜力上。

　曹和平表示，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沿海“五省三市”模式都是“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大进大出”，其“祖师爷”在欧洲大陆，适合这一模式的主要是沿海地区。把整个中国产业经济增长模式想像成欧洲平原大陆模式，不太符合内地的资源禀赋情况；“若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会毁掉自我，也可能酿成中国灾难。”

　“瑞士没有海岸线，94%是山区，凭什么瑞士的人均收入比德法意还高呢？原来瑞士走的是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路线。”曹和平说，“瑞士根据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有意识地和欧洲大陆平原模式区分，选择做精工制造、配方生产、旅游、金融以及达沃斯会议这一类产业，从而和沿海岸线经济区的发展相匹敌。”

　“全世界像瑞士这样的不是个案，还有美国的华盛顿、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旧金山、西雅图、迈阿密、奥兰多等，都是‘瑞士模式’的好学生。欧洲的一些传统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欧洲平原大陆模式加瑞士模式的现象，如巴黎、伦敦、伯尔尼、柏林等。”曹和平说。

　孙久文表示，世界上经济发展的模式多种多样，对模式的选择不能一刀切。各地应当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中西部地区要走出单一模式的思维误区，不能完全模仿东亚模式。

　从东部地区的现状看，传统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专家认为，东部地区要寻求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命题，只是东部产业基础更好，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中国而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意味着赶超发达国家，走上一条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孙久文说，“外国人想要给的，我们不需要，甚至我们有的比他们要给的还先进，同时我们想要的他们不给。越是在这个时候，自主创新就越重要。”

　然而，自主创新面临的现状并不乐观。研究显示，中国有220多种工业品居全球产量第一，但绝大多数产品我国不掌握核心技术。《“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也认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发展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严重缺乏，标准体系不健全；投融资体系、市场环境、体制机制政策等还不能完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专家认为，从政策角度看，应当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氛围、培育创新文化，突破当前创新面临的诸多障碍，尤其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同时，还要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恶意打压，学会在复杂环境下应对外部挑战。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投资研究所所长郭戎表示，不少地方在沿用招商引资、简单拉动投资总量和GDP等短期的传统手段盲目大干快上，这种做法必然导致一些新兴产业已经出现的低水平扩张现象。中国的定位不能只是新兴产业的“组装大国”。

　郭戎还提出，近50年以来围绕新兴产业，发达国家与赶超国家之间明争暗斗相当激烈。这一切源自新兴产业竞争往往与一国传统要素资源的关系较小，而与该国政府、企业之间的战略性互动有较大关系。

　“新兴产业上游环节的竞争更为激烈，除贸易政策之外，竞争政策、科技政策、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战略等直接或间接作用决不容忽视。在新兴产业壮大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各种无法预计的阻力：如专利海盗的‘洗劫’、资本市场企业板块信誉沽空、由遏制意识带来的其他潜规则等。我国政府行为和企业都必须学会在复杂环境下应对外部挑战。”郭戎说。

　中西部应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若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东部则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