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这构成了我们所界定的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在时间节点上，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的加速发展主要发生在1988年至1994年以及2000年以后，这刚好对应我国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和增长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两个阶段。1980年至201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了18个百分点，从65.5%降至47.4%；资本形成占比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从34.8%升至48.6%。2010年投资占比超过最终消费占比。与其他经济体消费率的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低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低水平；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相比，我国目前的投资率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

　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基于已有的理论判断和经验证据，家庭消费行为的稳定性相对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这在数据层面表现为，净出口增长率的历史波动性最高，投资次之，家庭消费增长率的历史波动性最小。

　作为总需求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波动性，必然转变为所拉动的GDP增长的波动性。从GDP增长率的波动性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伴随着家庭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比的下降，我国GDP增长越来越倚重于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GDP波动性“由降转升”的转折点与家庭消费占比从“稳中有升”阶段到“急剧下降”阶段的转折点相互契合，由此导致我国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

　在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联系机制。在投资和出口的相互强化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显著提高。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冲击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提高。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大。这也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远远滞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在各种政策性和体制性扭曲的影响下，资本收益持续高于资本成本。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将会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行为，这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投资动机，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能通过更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和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我国政府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也可称之为“速度饥渴”。